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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境庐诗草(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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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复嬲。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录成编，当远在《粤讴》上也。” 黄君与晓岑书中有云： “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惓恋故土之意乃愈深。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 其欲作《客话献征录》，有记录方言之意，写《山歌》则即搜集歌谣也。此是诗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对之乃颇感到亲切，盖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倾向，在大众看来或未必以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黄公度其人，并不限于诗，因此觉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应当表章，集外诗该收集，文集该刻布，即《日本杂事诗》亦可依据其定本重印，国内不乏文化研究的机关与学者，责任自有所在，我们外行只能贡献意见，希望一千条中或有一个得中而已。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黄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凤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 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是一样，唯每半叶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详，黄君似亦不曾见刻，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后的事乎。香港巾箱本当即是天南遁窟印本。钱年谱在光绪五年项下云： “夏，先生《日本杂事诗》出版。” 小注云，“为京师译署官板，明年王韬以活字板排印于上海，为作序。” 据王韬在光绪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 又《弢园尺牍续编》卷一与黄公度参赞书中云：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载，首丘之思，靡日或忘。” 时为辛巳，即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 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不过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 至其改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于《诗草》自序的那么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黄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这些闲话了。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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