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谣乐府中的歌谣

乐府中的歌谣(1)

　　陆侃如先生《乐府古辞考》引《汉书·礼乐志》云：“（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范文澜谓《说文·夕部》‘夜从夕，夕者，相绎也’，夜绎音同义通。）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可见“乐府”本是一种官署名，所谓“俗乐的机关，民歌的保存所”（参看上章）；后人即以他们所搜集的诗歌为乐府，却是引申义了。我们从班固的记载，知道当时所搜集的《乐府》，可分两种：一种是民间的歌谣，一种是文人的作品。但这两种都未必能协乐器之律，故使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把它们增删一下，或修改一下，使他们都能入乐。《文心雕龙·乐府》篇云：“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意却重在减损一面。曹植是懂得乐府音节的人，他的话应该可信。现在所存的乐府——尤其是《相和歌》中的《大曲》——除魏晋乐所奏外，尚有“本辞”存在。我们若把“本辞”同魏晋乐所奏的本子校对一下，便可发现许多修改或增删之处，——大体说，增加处多——便是为此。

　　但“乐府”之名并不限于这种删改过的歌辞。亦有通晓音律的人，能够自铸乐辞。李延年自己也曾造过二十八解新声《横吹》。总之，凡可被之筦弦者，均可名乐府，故宋元人的词曲集亦有备用“乐府”之名的（以上参用陆书原文）。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卒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诗赋略》中所著录的有以下诸书：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歌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京兆尹秦歌诗》五篇。《河东蒲坂歌诗》一篇。《雒阳歌诗》四篇。《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诗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周歌诗》二篇。《南郡歌诗》五篇。

　　这些是各地方的歌诗，即是直接《诗经》中《国风》一部分的。这些歌诗决不是徒歌，一因其中有“曲折”（即乐谱），二因它们都在乐府。《礼乐志》又有主各种音乐的乐员，其关于各地音乐者如下：

　　邯郸鼓员二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临淮鼓员三十五人。兹邡（王先谦谓即什邡）鼓员三人。郑四会员六十二人。沛吹鼓员十二人。陈吹鼓员十三人。东海鼓员十六人。楚鼓员六人。秦倡员二十九人。楚四会员十七人。巴四会员十二人。铫（沈钦韩疑与赵通）四会员十二人。齐四会员十九人。蔡讴员三人。齐讴员六人。

　　那时奏乐的样子，从《楚辞》中可以看得更明白。《招魂》说：“肴羞未通，女乐曰淮些。陈钟按鼓，进新歌些。《涉江》《采菱》，发《阳阿》些。……二八齐容，赵郑舞些。……竽瑟狂会，慎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又《大昭》说：“代秦郑卫，鸣竽张只。伏羲《驾辩》，楚《劳商只》。讴和《阳阿》，赵箫昌只。”在这些材料中，可见当时乐调最盛的地方，在北是代秦、赵齐，在南是郑蔡吴楚（《艺文志》中所载诗邯郸是赵，淮南是吴）；因为那些地方的乐调最盛，所以著录的歌诗也最多。（以上参用顾颉刚先生《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中语）

　　汉代雅乐衰微。朱希祖先生研究“汉三大乐歌”（《安世房中歌》十六章，《郊祀歌》十九章，《镜歌》十八章），说它们皆非中国旧有之雅乐，乃从别国新入之声调。又说此三大乐歌差不多可代表汉乐府全体的声调。所谓新入之声调，又可分为两种，一为楚声，一为北狄西域之声，当时名为新声。雅乐产生于旧时的中国，即今之黄河流域。诗三百余篇，皆是当时所谓雅乐。其中只有二《南》是“南音”，照陆侃如先生的话推论，便是早年的楚声了。但代表楚声的是屈原、宋玉等的辞赋，与李斯刻石文章。汉初年的歌诗，大概都属于楚声。所以史孝山《出师颂》（见《文选》）有云，“朔风变楚”，便是说北方风气，一变而为南了。换言之，即雅乐变为楚声了。至于新声，虽为李延年所造，然出于西域《摩诃兜勒曲》，即为北狄之马上曲。则此种声调，即发生于当时匈奴西域可知。

　　雅乐与楚声、新声句调整散长短不同。中国古代文章，有一公例，即愈至南方，其句调愈整齐简短；若至中原，即上文所谓中国，其句调即渐长短参差，与南方不相同。然其乐章句调，亦无有长至十数字以上者。北狄与西域新声，却有这种；其句调参差不齐，比中原更甚。

　　三大乐歌的声调，似不能代表五言乐府诗。但观《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之《楚调曲》，如《白头吟》、《梁甫吟》、《怨诗行》等，皆全体为五言乐府诗，既属于楚调，则楚声亦可代表；且更可证明楚声整齐简短之一例（以上采录朱希祖先生《汉三大乐歌声调辩》中语，见《清华学报》四卷二期）。又汉乐府《相和歌》中有《平调》、《清调》、《瑟调》，多五言，谓之“三调”。《新唐书·乐志》云：“《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侧调生于楚调，与前三者总谓之相和调。”照这样说，这三调可说是汉世仅存的雅乐了。但梁启超先生在《中国美文及其历史》稿中说这三调实是《清商曲》，从楚调出。（原书不在手边，不能详引其说）那么，朱先生的话便又得一助了。

　　郭茂倩《乐府诗集》分十二类：

　　一、郊庙歌辞；二、燕射歌辞；三、鼓吹曲辞；四、横吹曲辞；五、相和歌辞；六、清商曲辞；七、舞曲歌辞；八、琴曲歌辞；九、杂曲歌辞；十、近代曲辞；十一、杂歌谣辞；十二、新乐府辞。

　　这可以说是以音乐为主来分的。陆侃如先生以为“琴曲”不可信，“近代曲”亦即杂曲，“杂歌谣”及“新乐府”不能入乐，不是真乐府；他以为乐府只应分为下列八种：

　　一、郊庙歌；二、燕射歌；三、舞曲；四、鼓吹曲；五、横吹曲；六、相和歌；七、清商曲；八、杂曲。因舞曲的性质与一、二两种相近些，故陆先生将它移前了（见《乐府古辞考》）。这八种中，前三种里没有歌谣，四、六、七三种里都有，而六中最多；五的汉曲已失传，以“梁鼓曲横吹曲”例之，其中或有歌谣，也未可知。七旧说汉代没有，但梁启超先生说相和三调实为清商三调，那么，旧说就靠不住了。陆侃如先生也引古诗“清商随风发”，又“欲展清商曲”，以见清商之名起于汉代。但他说汉代的清商与晋宋的是否相同，却不可知；或者当时相和与清商是二而一的，到了晋宋，复于汉曲外，加了新声（《乐府古辞考》）。但无论汉代清商是否独立、里面有许多歌谣却是确凿的事实。又这八种中，鼓吹曲的音乐是从北狄输入的，横吹曲的《摩诃兜勒曲》是张骞通西域后传到西京的，所谓新声的便是。《礼乐志》中说有赵代秦楚之讴，赵代与匈奴相近，秦与西域相近，所以这种新声便输进了。（徐嘉瑞先生说，见《中古文学概论》）——黄节先生作《汉魏乐府风笺》，只录相和歌和杂曲，他以为只有这两类是风诗，也可供参考。

　　《宋书·乐志》说：“《鼓吹》盖《短箫铙歌》，蔡邕曰：‘军乐也。……’……《长箫短箫》，《伎录》并云，‘丝竹合作，执节者歌’。……列于殿庭者为《鼓吹》，今之《从行》者为《骑吹》，二曲异也。”汉曲辞存者只有铙歌十八首（原有二十二首，四首亡），“皆声辞艳相杂，不复可分。”（《宋书》语）这二十二首虽为朝廷所采用，其实多是民间文学的味儿。徐嘉瑞先生考察它们的文义，认为是北人所作。就可解及可考者而言，它们的内容不外记祥瑞、记田猎、记功、言情、苦战、思妇、燕饮、颂美诸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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