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歌谣歌谣的广义与狭义

歌谣的广义与狭义

　　中国所谓歌谣的意义，向来极不确定：一是合乐与徒歌不分，二是民间歌谣与个人诗歌不分；而后一层，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关系更大。《诗经》所录，全为乐歌（顾颉刚先生说，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十一，十二期），所有的只是第二种混淆。《玉台新咏》与《乐府诗集》则两种混淆都有；这或因《玉台》的编辑者以艳辞为主，《乐府》的编辑者则以“乐府体”为主之故。后来杨慎辑《古今风谣》，杜文澜辑《古谣谚》，那第一种混淆是免了，而杜氏凡例，尤严于合乐、徒歌之辨；但第二种混淆依然存在。

　　我想，“诗以声为用”的时代早已过去，就是乐府，汉以后也渐渐成了古诗之一体——郭茂倩虽想推尊乐府，使它为“《四诗》之续”，但他的努力几乎是徒然的；元明两代虽有少数注意他的书的人，真正地看重它、研究它的，直到近来才有——歌谣与乐府，于是都被吸收到诗里。杨氏、杜氏是以广义的诗为主来辑录歌谣的，自然民间的与个人的就无分别的需要了。但也有两个人，无论他们自己的歌谣观念如何，他们辑录的材料的范围，却能与我们现在所谓歌谣相合的；这就是李调元的《粤风》，和华广生的《白雪遗音》的大部分。这两个人都在杜文澜以前；所以我疑心他们未必有我们的歌谣观念，只是范围偶合罢了。

　　至于歌谚之别，《古谣谚·凡例》里有一段说明，可供参考。他说：“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生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捷速；此谣谚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也。”所以杨慎《古今谚》，谚中杂谣（《古谣谚》一百引《书传正误》），范寅《越谚》也是如此。但大体说来，谚的意义，却比较是确定的。

　　我们所谓歌谣，是什么意义呢？我们对于歌谣有正确的认识，是在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的时候。这件事有多少“外国的影响”，我不敢说；但我们研究的时候，参考些外国的材料，我想是有益的。我们在十一年前，虽已有了正确的歌谣的认识，但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正确的歌谣的界说。我现在且借用一些外国的东西：

　　Frank Kidson在《英国民歌论》（English Folk-Song,1915）里说民歌是一种歌曲（song and melody），生于民间，为民间所用以表现情绪，或（如历史的叙事歌）为抒情的叙述者。……就其曲调而论，它又大抵是传说的，而且正如一切的传说一样，易于传讹或改变。它的起源不能确实知道，关于它的时代，也只能约略知道一个大概。

　　有人很巧妙地说，谚（proverb）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对于民歌，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界说，便是由一人的力将一件史事，一件传说或一种感情，放在可感觉的形式里表现出来，这些东西本为民众普通所知道或感到的，但少有人能够将它造成定形。我们可以推想，个人的这种制作或是粗糙，或是精炼，但这关系很小，倘若这感情是大家所共感到的，因为通用之后，自能渐就精炼，不然也总多少磨去它的棱角，使它稍为圆润了。（见《自己的园地·歌谣》一文中）

　　但“民”字的范围如何呢？Kidson说：“这里的‘民’字，指不大受着文雅教育的社会层而言。”（同书十页）

　　Louise Pound在《诗的起源与叙事歌》（Poetic Origins and The Ballad, 1921）里，也有相似的话：“在文学史家看来，无论哪种歌，只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的，便都是民歌。第一，民众必得喜欢这些歌，必得唱这些歌；——它们必得‘在民众口里活着’——第二，这些歌必得经过多年的口传而能留存。它们必须能不靠印本而存在。”（二〇二页）

　　《古谣谚·凡例》说：“谣谚之兴，其始止发乎语言，未著于文字。其去取界限，总以初作之时，是否著于文字为断。”也是此意。民国七年以来，大家搜集的歌谣，大抵与这些标准相合；虽然也有一部分，有着文人润色的痕迹，不是“自然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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