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辨二兴义溯源

二兴义溯源(1)

　　春秋时列国大夫聘问，通行赋诗言志，详见《左传》。赋诗多半是自唱，有时也教乐工去唱；唱的或是整篇诗，或只选一二章诗。当时人说话也常常引诗为证。所赋所引的诗，大多数在“诗三百”里。赋一章诗的似乎很多。《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卢蒲癸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余取所求焉”也就是《国语》师亥说的“诗所以合意”（《鲁语》下）。赋诗只取一二章，并且只取一章中一二句，以合己意，叫作“断章取义”，引诗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借用古诗，加以引申，取其能明己意而止。“作诗人之意”是不问的。最显著的例是《左传》成公十二年晋却至对楚子反的话：

　　世之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扦城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以尽其民，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夭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

　　这四句诗都在《周南·兔罝》篇里，前二句在首章，后二句在三章。那三章诗是复沓的，“赳赳武夫”二句（次章下句作“公侯好仇”），三章句法相同，意思自然一样。却至为了自己辩论的方便，硬将这四句说成相反两义，当然是穿凿，是附合支离。不过他是引诗为证，不是说诗；主要的是他的论旨，而不是诗的意义。看《左传》的记载，那时卿大夫对于“诗三百”大约都熟悉，各篇诗的本义，在他们原是明白易晓，正和我们对于皮黄戏一般。他们听赋诗，听引诗，只注重赋诗的人引诗的人用意所在；他们对于原诗的了解，是不会跟了赋诗引诗的人而歪曲的。好像后世诗文用典，但求旧典新用，不必与原义尽合；读者欣赏作者的技巧，可并不会因此误解原典的意义。不过注这样诗文的人该举出原典，以资考信。毛郑解《诗》却不如此。“诗三百”原多即事言情之作，当时义本易明。到了他们手里，有意深求，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去说解，以断章之义为全章全篇之义，结果自然便远出常人想像之外了。而说比兴时尤然。

　　《左传》所记赋诗，见于今本《诗经》的，共五十三篇：《国风》二十五，《小雅》二十六，《大雅》一，《颂》一。引诗共八十四篇：《国风》二十六，《小雅》二十三，《大雅》十八，《颂》十七。重见者均不计。再将两项合计，再去其重复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国风》四十六，《小雅》四十一，《大雅》十九，《颂》十七，占全诗三分之一强，可见“诗三百”当时流行之盛之广了。赋诗各篇中《毛传》定为兴诗的二十六，引诗中二十一；两项合计，去重复，共四十篇，占兴诗全数三分之一弱。赋诗显用喻义的九篇，有七篇兴诗。引诗显用喻义的十篇，有五篇兴诗。现在只举《左传》明言喻义而与《毛诗》相合的五篇，依《左传》中次序。先说赋诗。文公四年《传》云：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

　　按《毛诗·湛露·序》、《传》云：

　　《湛露》，天子宴诸侯也。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兴也。湛湛，露茂盛貌。阳，日也。晞，干也。露虽湛湛然，见阳则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传》略）

　　合看《序》、《传》，正是“天子当阳，诸侯用命”的意思。又襄公十六年《传》说齐国再伐鲁国，鲁国派穆叔聘晋，并求援助。他“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鲁无鸠乎？”，（杜注：鸠，集也。）按《鸿雁·序》云：

　　《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

　　诗卒章《传》云：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未得所安集，则嗷嗷然。）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宣，示也。）

　　“安集”之义，正本《左传》。又襄公十九年《传》云：

　　季武子如晋拜师，晋侯享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焉。若常能膏之，其天下辑睦，岂唯敝邑！”

　　按《黍苗·序》、《传》云：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兴也。芃芃，长大貌。）悠悠南行，召伯劳之。（悠悠，行貌。）

　　所谓“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也本于《左传》。

　　次记引诗。文公七年《传》云：

　　宋成公卒。……昭公将去群公子。乐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阴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为比，况国君乎！……”

　　按《葛藟·序》、《传》云：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绵绵葛藟，在河之浒。（兴也。绵绵，长不绝之貌。水崖曰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兄弟之道已相远矣。）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所谓“弃其九族”、“兄弟之道已相远”，都本于《左传》。陈奂云：“此诗因葛藟而兴，又以葛藟为比，故《毛传》以为兴，《左传》则以为比。”《左传》的“比”只是譬喻，与《毛传》的兴兼包“发端”一义者不同，陈说甚确。但他下文又说：“盖言兴而比已寓焉矣”，那却糊涂了。又襄公三十一年《传》云：

　　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过郑，印段迋劳于棐林，如聘礼而以（用）劳辞。文子入聘。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

　　按《桑柔》五章《传》云：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毖，慎也。）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濯所以救热也，礼所以救乱也。）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谁能执热”二句《传》几乎全与《左传》同。《桑柔》是兴诗，但这两句却是《大序》所谓“比”。以上五例，一方面看出断章取义或诗以合意的情形，一方面可看出《毛诗》比兴受到了《左传》的影响。但春秋时赋诗引诗，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对的背景之下，尽管断章取义，还是亲切易晓。《毛诗》一律用赋诗引诗的方法，却没了那背景，所以有时便令人觉得无中生有了。《郑笺》力求系统化，力求泯去断章的痕迹，但根据态度与《毛传》同，所以也还不免无中生有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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