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诗选小传·无名氏古诗十九首

无名氏古诗十九首

　　钟嵘《诗品上》　古诗，其体原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构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李善《文选注》　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

　　谢榛《四溟诗话》　《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常在家之时。若陈思王“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声调铿锵，诵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夫学古不及，则流于浅俗矣，今之工于近体者，惟恐官话不专，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晋而进两汉也，嗟夫！

　　陆时雍《诗镜总论》　“十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可举也。虚者实之，纡者直之，则感寤之意微，而陈肆之用广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讽者，风之为道美也。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徊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处，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之想。今若绝决一言，则己矣，必不再思矣。故彼弃予矣，必曰终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

　　沈德潜《说诗晬语》　《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覆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是为《国风》之遗。

　　梁启超《中国美文及其历史稿》　我以为要解决这一票诗的时代须先认一个假定即《古诗十九首》这票东西虽不是一个人所作，都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因为这十几首诗，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凡诗风之为物，未有阅数十年百年而不变者，“十九首”既风格首首相近，其出现时代，当然不能距离太远。

　　汉制避讳极严，犯者罪至死，惟东汉对于西汉诸帝，则不讳，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怀盈䌷”等句，非西汉作品甚明，此其一。（按，此说本洪迈《容斋随笔》论李陵诗语）“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明写洛阳之繁盛，西汉决无此景象。“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墓即北邙，显然东京人语，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觅证，其应属东汉，不应属西汉殆已灼然无疑。然东汉历祚亦垂二百年，究竟当属何时邪？此则在作者本身上无从得证，只能以各时代别的作品旁证推论。刘彦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作。依我的观察，西汉成帝时，五言已萌芽，傅毅时候也未尝无发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同时班固《咏史》一篇相较，风格全别，其他亦更无相类之作，则东汉初期——明章之间，似尚未有此体。安顺桓灵以后，张衡秦嘉蔡邕丽炎赵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传世，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造诣已经纯熟，非常杰作，理合应时出现。我据此中消息以估“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一二〇至一七〇约五十年间，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所以风格和建安体极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钟仲伟且疑为曹王所制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错，那么“十九首”一派的诗风，并非两汉初期瞥然一现，中间戛然中绝；而建安体亦并非近无所承，突然产生，按诸历史进化的原则，四面八方都说得通了。

　　“十九首”第一点特色，在善用比兴。比兴本为诗六义之二，《三百篇》所恒用，《国风》中尤十居七八。降及《楚辞》，美人芳草，几舍比兴无他技焉。汉人尚质，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赋体多而比兴少。长篇之赋，专事铺叙无论矣，即间有诗歌，也多半是径情直遂的倾写实感。到“十九首”才把《国风》、《楚辞》的技术翻新来用，专务附物切情，“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娬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此种作法，和周公的《鸱鸮》一样，实文学界最高超的技术（汉初作品，如高祖之《鸿鹄歌》、刘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种境界，后来便很少了）。

　　论者或以含蓄蕴藉为诗之唯一作法，固属太偏。然含蓄蕴藉，最少应为诗的要素之一，此则无论何国何时代之诗家，所不能否认也。“十九首”之价值全在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思所在，苟非确知其本事，则无从索解，但就令不解，而优饫涵泳，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不是凭空替牛郎织女发感慨自无待言，最少也是借来写男女恋爱，再进一进是否专写恋爱，抑或更别有寄托，而借恋爱作影子，非问作诗的人不能知道了，虽不知道，然而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起我们优美的趣味。比兴体的价值全在此，这一诗风到“十九首”才大成。后来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则盛行于词界，诗界渐少了。

　　“十九首”虽不讲究声病，然而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为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其用字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试拿来和当时的歌谣乐府比较，虽名之为汉代的律诗，亦无不可。此种诗格，盖自西汉末五言萌芽之后，经历多少年，才到这纯熟谐美的境界。后此五言诗，虽内容实质屡变，而格调形式，总不能出其范围。

　　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三百篇》中之“变风”、“变雅”，虽忧生念乱之辞不少。至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论调实不多见，大抵太平之世，诗思安和，丧乱之馀，诗思惨厉；三百篇中，代表此两种古气象之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会更有将乱未乱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欢娱，骨子里已祸机四伏。全社会人汲汲顾影，莫或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厌世的哲学文学，便会应运而生。依前文所推论“十九首”为东汉顺桓灵间作品，若所测不谬，那么，正是将乱未乱，极沉闷极不安的时代了。当时思想界，则西汉之平实严正的经术，已渐不足以维持社会，而佛教的人生观，已乘虚而入。（桓灵间安世高、支娄加谶二人所译出佛经，已数十）仲长统《述志诗》，最足表示此中消息。“十九首”正孕育于此等社会状况之下，故厌世的色彩极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种思想在汉人文学中，除贾谊《鵩鸟赋》外，似未经人道。《鵩鸟赋》不过个人特别性格、特别境遇所产物，“十九首”则全社会氛围所产物，故感人深浅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类，一面浸染厌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学平实态度者，虽间有一二，其大部分则皆为《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以现世享乐为其结论。“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诸篇其最著也。他们的人生观出发点虽在老庄哲学，其归宿点则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不独荣华富贵，功业名誉无所留恋，乃至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观念，亦破弃无馀。“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真算把这种颓废思想尽情揭穿。他（们）的文辞，既“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故所诠写的思想，也给后人以极大印象。千馀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悲观消极气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负点责任哩。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一期）　我读《文选》中古诗十九首时，尝疑这些诗既无撰人名氏，如何会得流传下来。后读《玉台新咏》（卷一）所载古诗第六首开端云：

　　四座且莫谊，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

　　乃知流传下来的无名氏古诗亦皆乐府之辞。所谓“四座且莫谊，愿听歌一言”，正与赵德麐《商调蝶恋花》序中所说（奉劳歌伴，先听调格，后听芜词），北观别墅主人夸阳历大鼓书引白所说“把丝弦儿弹起来，就唱这回”相同，都是歌者对于听客的开头语。

　　张为骐《古诗明月皎夜光辨伪》（《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十二号）五言诗的时代引起了大论战。凡是相信西汉已有五言诗的人无不拿这一首作“南山可移，此案不可移”的定谳。他们不但认为这首作于西汉，而且断定它的年代的的确确在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从唐朝起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说，间有一二怀疑的人也觉无从平反其狱。

　　他们为甚么深信这一首远在汉武未改历以前呢？第一个创为此说的是李善。他看见诗中有“玉衡指孟冬”一语，孟冬是十月，不会有促织秋蝉；因此便认为诗中的孟冬是指汉武未改历的时节，方合上下的意思，故断定此诗作于太初以前。他说：

　　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摇指申。”然上云“促织”，下云“秋蝉”，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文选》注）

　　杨慎亦据李注，作了一篇“古诗可考春秋改月之证：……”此外如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义证》、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朱珔的《文选集释》……都无不以李善的根据为根据——几乎凡是论此诗的人都毫不迟疑的赞同其说。“玉衡指孟冬”便真成为他们的铁证了。

　　我们考证这一首，不敢人云亦云，我觉得李善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第一，（略）……

　　第二，孟冬七月是李善的谬说。夏朝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商朝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朝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岁首虽各不同，只改正朔，不改月次，无关于四季：四季各有它们的专门意义，不能随便移易的。沈赤然说：“殷周时月虽改，凡授时施令，仍以夏时行之，故不害其为建子建丑，使竟以冬为春，以夏为秋，亦复成何世界耶？”（寄傲轩读书随笔）正是这个道理。所以秦朝建亥，以十月为岁首，而《吕氏春秋》所纪孟仲季春夏秋冬仍据夏正；即李善所引《淮南子·时则训》在未改历以前亦未尝不据夏正。这是很不相干的。如何能说“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呢？

　　第三，《史记》《汉书》明明白白载有历从夏正的赋颂。贾谊在长沙三年，有鵩鸟飞入其舍，止于坐隅。他自恐不寿，乃赋诗以自广。这篇赋开头的两句便是：“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冬。”太岁在卯曰“单阏”。那时正当汉文帝六年丁卯，距武帝太初元年正七十年。又如司马相如上《封禅颂》，中云：“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用享祉。”司马相如卒时在元狩五年，距太初亦前十四年；而且此颂明指孟冬为十月，更是李善注的绝好反证。……至朱珔称引李注，更谓第十二首“岁暮一何速”及第十六首“凛凛岁云暮”为亦用汉正，岂不是梦中说梦吗？

　　第四，诗中“冬”字是“秋”字之误。孟冬既仍为十月，通篇又全写秋景，自非字有讹误，解释必不可通。此首惜无善本可资校对，但我深信：若得善本，一定是个“秋”字。……元刘履的《选诗补注》论到此句，曾说：

　　当作“秋”。诗意本平顺，众说穿凿牵引，皆由一字之误。识者详之。《补注四库全书作风雅翼》。（此注见卷一汉诗《古诗十九首》第七首下。）

　　可见误字流传，已有人先我怀疑了。又清朝方廷珪论到这里，也说：

　　善注以孟冬属之七月，谬甚。且下云：“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亦可属之七月耶？注以九月入十月节气，故有台露秋蝉元鸟。此说是，但“冬”字疑是“秋”字之误。（《文选集成》卷二十三）。

　　方氏是进一步的举出理由来，故直截了当的骂李注是很荒谬。诚然是，若依李注，不但不能解释此诗，连第十七首也不能解释了。这样地能不泥旧说，实不多见。……

　　邵瑞彭《古诗“玉衡指孟冬”辨伪答张骥伯》（《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十二号）　古诗“玉衡指孟冬”就诗中所举物候观之，实为建申之月。此盖沿袭秦正，误信月改春移之说，以申月为十月，认作孟冬。然太初改历以后，汉用寅正，而月改春移之月，太初以前所无。愚谓此诗盖东汉人所作，而诡托汉初者。不知秦人虽改岁首，未改月次，更无以申月为孟冬之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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