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近来的几篇小说

近来的几篇小说

　　近来在《小说月报》里读了几篇小说，觉得是一种新倾向，想来说几句话。一茅盾先生的《幻灭》（《月报》18卷9、10号）

　　《月报》八号最后一页里说：

　　“下期的创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说《幻灭》，主人翁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子，她在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里，要求个安身立命之所，因留下种种可以感动的痕迹。”

　　这便是本篇的大旨。作者虽说以那“神经质的女子”为主人翁，但用意实在描写，分析“现在这不寻常的时代”；所谓“主人翁”，只是一个暗示的线索吧了。我们以这种眼光来读这篇小说，那头绪的纷繁，人物的复杂，便都有了辩解。我们与其说是一个女子生活的片段，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

　　这篇小说里的人物实在很多：有“神经质的女子”，有“刚毅”，“狷傲”，“玩弄男性”的女子，有“一口上海白”，“浑名包打听”的女子；有“受着什么‘帅坐’津贴的暗探”，有“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理性人”，有“忠实的政治的看热闹者”，有“为了自己享乐才上战场去的”“少年军官”。这些是多么热闹的节目！你读这篇小说，就像看一幕幕的戏。从前人说描写要生动，须有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原不包括人物多而言；但本篇所写人物虽多，却大都有鲜明的个性，活泼的生气，所以我们读了，才能像看戏一般——这便是戏剧性了。至于本篇所写的地方，是上海，武汉，牯岭三处。上海，武汉，是这时代生活的中心，在这两处才有那些人物；做了本篇的背景，是当然的。牯岭却是个如在“世外”的地方。作者在篇末将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以打仗为享乐的少年军官，一对圆满的夫妇，送到那“太高”的地方去；这样似有意，似无意地将动和静的两极端对比着，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是的，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我们不愿仓卒地断定作者另有深意存于其间。

　　我以为在描写与分析上，作者是成功的。他的人物，大半都有分明的轮廓。我对于这篇小说，只读过一遍，翻过一遍，但几个重要人物的性格，我都已熟悉；若你来考问考问我，我相信自己是不会错了答案的。他们像都已成了我每天见面，每天谈话的人。这是由于作者“选择”的工夫，我想。他有时用了极详尽的心理描写来暗示一个人的历史，这样写出他的为人，如第四节里写慧女士，便是如此。这还不算很好，也不算很难。但他有时用了极简单的一句话，也能活画出一个人。在第四节里，他写那“把世间一切事都作为小说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

　　“抱素每次侃侃而谈的时候，听得这个短小的人儿冷冷地说了一句‘我又听完一篇小说的朗诵了’，总是背脊一阵冷；他觉得他的对手简直是一个鬼，不分日夜的跟踪自己，侦察着，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诡谲。”

　　一句话写出了怎样冷的一个“理性人”！他又用了类似的笔锋，借了别人的口，暗示着他的严肃的讽刺的气氛。第十节里写的那场试，真令人又可笑，又可哀，直是一篇精悍的短剧。同节里叙慧女士的请客：

　　“‘某夫人用中央票收买夏布，好打算呵！’坐在静右首的一位对一个短须的人说。”

　　“‘这笔货，也不过囤着瞧罢了。’一个光头人回答。”

　　淡淡的两句话尽够暗示一个“腐化”的倾向了。从以上两个例，我们看出作者是个会写对话的人。

　　但这篇小说究竟还不能算是尽善尽美的作品，这因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分开来看，虽然好的地方多，合起来看却太觉得散漫无归了。本来在这样一个篇幅里，要安插下这许多人物，这许多头绪，实在只有让他们这样散漫着的；我是说，这样多的材料，还是写长篇合适些。作者在各段的描写里，颇有选择的工夫，我已说过；但在全体的结构上，他却没有能用这样选择的工夫，我们觉得很可惜。他写这时代，似乎将他所有的材料全搬了来杂乱地运用着；他虽有一个做线索的“主人翁”，但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人翁”。我们只能从他得些零碎的印象，不能得着一个总印象。我们说得出篇中这个人，那个人是怎样，但说不出他们一伙儿到底是怎样。

　　因此篇中颇有些前后不能一贯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李克这个人。第四节里既然将他写成那样一个玩世派，第十节里却又写得他那样热心国事，还力劝静女士到汉口去。这已是参差了。而静女士到了汉口，竟不曾看见李克的影子——下文竟不提李克只字。这不是更奇么？既如此，第十节里那番话，又何必让他来说？还有，结束的地方，我看实在是“不了了之”。说是了，原也可以；但说是不曾了，或者更确当些。这不是一个有机的收场。自然，这与全篇结构是连带着的；全体松懈，这儿便也收束不住。尤其是那“少年军官”的重行从军，与其说是一个故事的终局，还不如说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从全篇的情调说，这或者是必要的，“幻灭”之终于是“幻灭”，或就在此。但从文字说，这只是另生枝节；——索性延长些，让那少年军官战死，倒许好些。那才是真的“幻灭”。我并且觉得那“神经质的女子”和那“少年军官”暂时的团圆，也可不必的；那样，“幻灭”的力量，当更充足些。不过作者在这里或者参加了本人的乐观与希望，也未可知。这个是我们可以同情的；只就文论文，终觉不安罢了。此外，篇中叙述用的称呼不一致，也是小疵，如静女士，时而称章女士，时而称静之类。

　　据说本篇还是作者的处女作，所给与我们的已是不少；我想以后他会给我们更多的。二桂山先生的《夜》

　　（《小说月报》18卷10号》）

　　这是上海的一件党案；但没有一个字是直接叙述这件党案的。

　　一个晚上，一位老妇人独自抚慰着哭叫“妈妈呀……妈妈呀……”的她的外孙；一壁等候着阿弟的关于她女儿的信息。阿弟回来了，说出一个“弟兄”带着他在黑暗里到野外去认了他的甥女甥婿的棺木的号数的事。他一面报告，一面想着适才可怕的经验。自然，这些可怕的经验，他是不能说给他姊姊的。可是老妇人已经非常激愤了；她是初次听到凶信，就不时地愤激着的。她并不懂得做教员的、她的女儿女婿的事，只是觉得他们不该“那个”吧了。结局是阿弟拿出他俩托那“弟兄”转交的一个字条，念给她听：说“无所恨，请善视大男”——他们的孩子，老妇人在抱着的。妇人也看了字条，虽然她不识字。她找着了新路；她“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这便是她今后的一切。

　　我所转述的，只算是没有肉的骨架；但也可窥见一斑了。我说这真可称得完美的短篇小说。布局是这样错综，却又这样经济：作者借了老妇人、阿弟、“弟兄”三个人，隐隐绰绰，零零碎碎，只写出这件故事的一半儿，但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件故事的首尾，并且知道了那一批，一大批的党案全部的轮廓；而人情的自然的亲疏，我们也可深切地感着。

　　作者巧妙地用了回想与对话暗示着一切。从老妇人的回想里，我们觉得“那个”了的她的女儿女婿，真是怎样可爱的一对，而竟“那个”了，又怎样地可惜。最使老妇人难堪的，是那孩子的哭，当他叫着“妈妈呀……妈妈呀……”的时候：

　　“这样的哭最使老妇人伤心又害怕。伤心的是一声就如一针，针针刺着自己的心。害怕的是屋墙很单薄，左右邻舍留心一听就会起疑念。然而给他医治却不容易；一句明知无效的‘妈妈就会来的’，战兢兢地说了再说，只使大男哭得更响一点，而且张大了水汪汪的眼睛四望，看妈从那里来。”

　　这一节分析老妇人的心理，甚是细密。混合着伤心与害怕两重打击；她既想像着死者的惨状，又担心着这一块肉的运命——至于她自己，我想倒是在她度外了吧——这是令人发抖的日子！所以“妈妈就会来的”一句话，她只有“战兢兢地”说；在这一句话里，蕴藏着无限委曲与悲哀。而她怕邻舍的“疑念”，并教孩子将说熟了的“姓张”改为“姓孙”的“新功课”，显示着一种深广的恐怖的气氛；似乎这种气氛并非属于老妇人一个，而是属于同时同地一般社会的。这就暗示着那一大批的事件的全部轮廓了。篇中所叙老妇人的回想，大都是这种精密的分析；所举一节只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老妇人与阿弟的对话，阿弟的回想，却都是借以叙事的。阿弟的心理并不繁复，无所用其描写；而老妇人与阿弟的对话，照情节自然的转变，也只要叙述事实，更来不及说别的。所以在这里追叙一切，并不觉突兀或拥挤；与前文仍是相称的。至于老妇人那一段很长的愤激的话，就中补叙了女儿女婿的年世；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却闲闲写来，若无其事一般。这也是作者用笔巧的地方。又在阿弟转述那“弟兄”的话里，如：

　　“完了的人也多得很。”

　　“况且棺木是不让去认的。”

　　也是暗示着一般的空气的。

　　老妇人整个心，整个生命寄托在女儿女婿身上，只有他们，没有别的——若有，也只有“就是他们”的他们的孩子。阿弟便不然了：他有“感服”那“弟兄”的馀暇，他有“矜夸的声调”和“真实的笑”，在一个紧张而悲惨的叙述中，他最后还有一些轻蔑他的甥女甥婿的意思，隐藏在他的心里。阿弟是一个平常的商人，他也关切甥女甥婿的事，也多少同情于他们的不幸；但甥女甥婿到底是甥女甥婿，他不能像他姊姊将整个心交给他们，所以便有这些闲想头了。这原是人之恒情，无所谓好坏；只作者能写出来，可见其用笔之细。同样，他写那“弟兄”，又比阿弟冷静得多。他一半可怜，一半可笑地叙述他们处治一对夫妇的事；一壁还悠然地吸着烟呢。然而这一段描写，却也是分析心理的；作者曲折地写出不怕杀人的人也有怕杀人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心里也有一种为难。这正是人性的一面，值得显示出来的。下文湿地里暗夜中认棺木的一段描写，也很动人，因为森森有鬼气。

　　另外，作者穿插的手法，是很老练的；特别是中间各节，那样的叙述，能够不凌乱，不畸轻畸重，是不容易的。三鲁彦先生的《一个危险的人物》

　　（《小说月报》18卷10号）本篇写一个叫“子平”的浪漫的人物，暑假中回到离开八年的故乡林家塘去。他和他的乡人相隔太久了，也太远了，他的种种毫无顾忌的浪漫行为，他们是不能领略的，而且不能谅解的。他们由猜疑而鄙视，子平终于成了他们间唯一的注意人物了。恰巧子平有两个在县党部里的朋友来看过他一次，不久便有县党部、县农民协会租谷打七折的“告示”贴到林家塘来；而林家塘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这种办法是全村极大的损失。他们觉得这是子平唆使的，因而鄙视之馀，又加以仇恨；子平从此便又成了“一个危险的人物”了。况且“几百年不曾看见过的”扫帚星恰巧又于这时“出现在林家塘”，这所照的，大家明白，自然是子平无疑了。这时候城里回来的人说起清党的事：租谷打七折“是共产党做的事”；共产党是“共人家的钱，共人家妻子”的！大家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危险人物”是更其觉得“危险”了。于是有些人便去讽示子平的叔叔，林家塘的大绅士“惠明先生”。“惠明先生”晚上叫子平，去问他知道共产党否？回答是，“书上讲得很详细”。这使“惠明先生”失望、愤怒、恐惧。而子平又是没有父母，兄弟，姊妹而却有一份产业的人。于是“惠明先生”当夜邀了几个地位较高的人密议一番，便差人往县里报告，请兵。第二天清早，子平在树林里打拳，兵来了；林家塘人说他有手枪。兵便先下手，开枪将他打倒。搜查的结果，“证据是一柄剑”！他抬到县里“已不会说话，官长命令……”

　　我们第一得知道作者并不是在写一个先驱者与群众思想冲突的悲剧。子平只是一个浪漫的人物，似乎只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没有丝毫“危险”在他身上。他的“危险”是从林家塘人的幼稚，狭隘，与残酷里生出来的。“莫须有”三字送了子平的命；作者所要写的悲剧当在这一点上。但是这样写出的一幕悲剧，究竟给了些什么呢？在我是觉得奇异的气氛比严肃的气氛多。老实说，我觉得这样发展的事情，实际上怕是不会有的。子平这样的人会有，“惠明先生”等人也会有；但其馀的乡人，那样的乡人，我觉得怕不会有。我们看，鲁迅先生所写的乡人性格，与鲁彦先生所写的，何其不同呢？在我，前者觉得熟悉，后者觉得生疏，生疏到奇异的程度。因为鲁彦先生所写的乡人，似乎都是神经过敏的。幼稚，狭隘，与残酷，我承认，确是乡人的性格；但写得过了分，便成了神经过敏。作者描写子平的性格，是成功的；但他不知不觉又将某种浪漫的气氛加在林家塘的人身上去，这便不真切了。我想这或者由于他描写林家塘的人的地方太简略与平直，因此便觉得有些夸张，夸张多少带来了滑稽的意味，大足减少悲剧的力量。而“几百年不曾见过的”扫帚星之出现，也太嫌传奇气，颇有旧小说里“无巧不成书”之概，这也要减轻事件的重量。至于不知道舞剑，打拳，不知道西服，而却知道手枪，也是小小的矛盾——虽然关于舞剑、打拳的林家塘人见解，可用恐惧的心情（神经过敏）来解释，但究竟是勉强的。

　　至于用笔一面，作者不为不细心。他记出各个乡人的身份（或职业）；各个乡人确没有个别的性格（在这里原也是不必要的），但与“惠明先生”等一般绅士的不同，是显然的。此外穿插与联络，详写与略写或明写与暗写，作者都颇注意。但我觉得这样平列的写法，集合许多零碎的印象而成为一个总印象，究嫌单调些，散漫些；虽然其间还有时间的先后做一个线索，但终觉平直。作者似乎也虑到单调一层，所以他的角色有男有女，而职业没有一个相同，不用说，这样是表明全林家塘的愚蠢。但人太多了，每个人只能随便简略地叙述着。确然每个人情形似乎不同，但稍一留心，便觉有许多实是重复的。这样以全示全，实不及以偏示全；那样可以从容，可以多变化，可以深刻些。——篇中写景诸节，俱能自然地写出一种清幽的境略，却是很好的句子。如：

　　“新的思想随着他（惠明先生）的烟上来，他有了办法了。”

　　“证据是一柄剑。”

　　都很峭拔。但冗弱的句子却很多。如结末：

　　“不复记得曾有一个青年忄妻惨的倒在那里流着鲜红的血。”说得太详细、太明白，反无馀味了。接着是最后的一语：

　　“呵，多么美丽的乡村？”

　　意思甚好，句子也嫌板滞些。——本篇的收场，笔调，实在是不甚圆熟的。

　　从以上三篇小说里，无论它们的工拙如何，可以看出一种新趋势。这就是，以这时代的生活为题材，描写这时代的某几方面；前乎此似乎是没有的。这时代是一个“动摇”的时代，是力的发展的时代。在这时代里，不用说，发现了生活的种种新样式，同时也发现了种种新毛病。这种新样式与新毛病，若在文艺里反映出来，便可让我们得着一种新了解，新趣味；因而会走向新生活的路上去，也未可知。在另一面，文艺的力量使这些样式与毛病，简要的，深刻地印在人心上，对于一般的发展，间接也有益的。我并不想以功利来作文艺批评的标准，但这种自然会发生的副效用，我们也不妨预想着的。这三篇原都不曾触着这时代的中心，它们写的只是侧面；但在我，已觉得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开展了。就中《幻灭》一篇，最近于正面的描写，但只分析了这时代的角色的一两部分之精神与态度而止，这似乎还觉着不够的；我们还不能看出全部的进行来。《夜》的用意，原只要一面；即便一面，作者写得很是圆满。有人说，有些婆婆妈妈气；这或者不错。但我们知道，这是过渡的时代，旧时代的气氛到底难以摆脱；我说这正是时代的一种特色呢。《一个危险的人物》虽也涉及时代的事情，但其中实是旧时代的人物——连主人翁也是——在动作；涉及这时代的地方，只是偶然，只是以之为空的骨架而已。而因描写的不真切，亦不能给多少影响于人。只因既然涉及了这时代，便也稍加叙述罢了。

　　(载1928年2月17日至3月30日《清华周刊》第29卷第2、5、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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