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平自传(3)_张资平

三

　　§ 二

　　因为有一位从堂兄在美国浸信会附设的学校里读书，父亲像有所解悟了。他以为新学纵令如何的新，也新不过外国人。因为新学章程是从外国人那里抄来的。于是父亲决意送我们进美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了。

　　在官立中学未开办之前，在城里本有一所中国绅士和德国人合办的学校，名叫“务本中西学堂”。这“中西”两字是指学堂里的课程是中西兼备的意思。后来德国教士们由“务本中西学堂”退出来，另办一个“乐育中西学堂”。因此，美教会所办的学校也取名“挝会中西学堂”，后改“广益中西学堂”。

　　我于丙午年，即一九〇六年（亦即光绪三十二年）春，进了这家广益中西学堂了。

　　教会的学校不收学费，只收三元的书籍费。教会在第一年发给我们的书籍有：（一）《新约全书》，（二）《赞美诗歌》，（三）《笔算数学》，（四）《地理问答》，（五）《Beginning English》。至国、经、史另请一位老廪生杨少屿先生担任，教本无定，由杨先生随意选讲，有时讲四书，有时讲古文析义，有时讲《左传》。各种木版古籍则由各人自备。

　　英文、算术、地理是由美国人教授，讲授时间都堆到上半天。下半天差不多是无课可上，只有杨先生的讲古书，也只消半个钟头就可了事。并且也没有规定从那一点起至那一点止，马马虎虎。

　　响了十二点，两三位白种人教师便都回家去了。我们住堂的学生，也各自生火，洗米，烧午饭吃。吃过了饭，便这里一堆，那里一堆，或捉迷藏，或说笑话，或寻“中，尔，乃，反，及”，真是乱七八糟，全校差不多是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和我们同住堂的，只有杨先生。他一来怕得罪了顽皮学生，二来他吃了饭是定规要睡一点半点钟头的午觉的。故他对于学生们的瞎闹，唯有装痴作聋，不过闹得太厉害的时候，也不免要踏出房门首来说一声：

　　“你们太嘈了！”或“你们太不成话了，等下我要告诉汲牧师罚你们啊！”

　　汲牧师（Rev. Giffin）在这个广益中学是校长格。有些老成一点的学生也和汤先生一样，要睡中觉。他们常打着呵欠，帮杨先生高声地骂我们一班顽皮的学生。

　　杨先生是一位好人，不过脾气大一点，多数学生都不欢喜上他的课。这有三大原因。第一是进了这个“中西”学校，一般学生都把全力倾注于英文和数学之上，而忽视国文了。第二因为杨先生没有口才，只会照字义讲解，没有半点发挥，声音又那般的低小，一点提不起精神。第三因为在学生中，国文程度参差不一，有的觉其过深，无能理解，有的又觉其太平凡了，没有半点兴趣。我那时在级里，国文算学是在十名以上的。所以也常跟着那些大学生闹起脾气来不上杨先生的课。有时想躲，躲不及了时，只好在课堂门口站一站足，口里不住地说“热啊，热啊”，表示我站在这里凉一凉后，就会进来听讲。等到杨先生不注意的时候，我又溜了。还有些滑稽的高级学生，只是站在课堂外的檐廊下，一面摇蒲扇一面倾耳静听杨先生的讲释，听了一会，又摇摇头，叹叹气。

　　天气渐次进了炎夏的领域，我和几个同学常走到学堂后面的小河里去洗澡。有一天下午，我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湿裤，水淋淋地走回学堂里来。一踏进门，就看见杨先生已经睡好了中觉，高坐在堂上讲学了。我在这瞬间，欲逃不可，欲进又不能了。读者试想像一下，我当时的样子也难怪杨先生要痛骂我了吧。他切着齿，伸出指头来指点着我说：

　　“你真是无缰之马！”

　　预想不到杨先生赐我以这样的佳名。我要感谢他才对呢。嗣后，“无缰之马”便成为我的绰号了。

　　杨先生虽然骂了我，但仍未能恢复他的信望。听他的课的人，仍然是一天少一天，并且那班高级学生也赠了他一个绰名，“木版字典”。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在那时代追求“西学”之热烈。特别是英文，当时尽都以英文为至圣无上的科目，不分昼夜，都在朗诵英文。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也普遍了全校。张香涛宰相虽在提倡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但我们一般同学的见解却完全和他相反，视中学为臭虫，为虱子，为蚊蚋，为骷髅，为粪坑里的爬虫！

　　每星期只有五天功课。星期六是美国教师们的安息日，因为第二天的礼拜日，他们要倾全力于他们的主要工作，——宣教。

　　每天下午三点以后，汲牧师又会走来教我们练操，——徒手体操，蹴足球，及赛棒球。棒球在中国，不知何以这样地不发达。中国之有棒球，恐怕是以二十五六年前的我们的学校为嚆矢吧。

　　这里要补述一件事。即我的父亲在这年也离开了廖屋岗，而当了汲牧师夫妻的中国文教师，每月薪金大洋六元，——在那时约当美金三元，——美国人固然刻薄，但和廖屋岗蒙塾的收入相较，似乎又胜一筹了。

　　到了三月里，教我们的算术和地理的一位美国教师，——名惠文，即Whitman的译名，——要归国了，汲牧师便叫父亲代了惠文的课。最初，我担心父亲担不下来，但终究担任下去了。后来我问父亲，何以敢答汲牧师担承这个责任。父亲说，那些算术地理是至粗浅的功课。那班牧师们只知有宗教，——新旧约，对于普通科学也未见得有怎样的深究。

　　因为父亲每天要来学校上课了。我们又和在廖屋岗时一样，每天仍然得着父亲的指导。

　　第二第三两年，学校搬进城市里，校名也删去“中西”两个字，至于功课则和第一年差不多，只加上了简陋的博物、格致（物理）等功课罢了。

　　第四年学校又迁回乡间，靠近美国教士们的住宅，这固然是于他们比较便利，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学校设在城市里，环境太坏了。

　　我们初进“广益”时，有十几个同级者，到第四年，只剩四个人了。汲牧师极希望我们领浸礼，做他们教会的信徒。但在乡间，风俗习惯尚极纯朴，都误认一领了洗礼，便必须当一个禁欲主义者。所以不愿在习惯上受种种束缚的人，都无决心加入教会。我们深信教会里的信徒，尽是上帝的儿女，耶稣的友人。但在教会学校多念一年书，便发觉教会内部的虚伪，就连宣教师们的言行，也不能一一和圣经里的教条一致。其他中国信徒再无用说了。

　　乡中有一个姓何的泥水匠，年六十余岁了。他每天要由早至晚激烈的工作，才可以获得三角多钱的工银。但这工银的三分之二，要为鸦片而耗费，一般人都骂他不该抽大烟，他们并不原谅他所以每天能继续劳动十一个小时，完全是靠抽大烟的力量。宣教士的夫人们和独身的女宣教士们常深入农村去宣扬天道。到后来这个老何也居然常来教会里听教了，但我推他的来意，完全是想在教会里或宣教师的住宅觅一个有永续性的工作，同时也过信这些洋人是过多洋钱所有者，一定能很慷慨地周济贫民。他因为有这种种的幻想，便要求领洗礼了。其实他听说教，尚不满二星期呢。宣教师对他说，如要领洗礼，必先戒绝鸦片。老何答应不抽大烟了，但他继续着吞烟泡子。因为他之抽大烟，有二十余年的历史了。只听见牧师说抽鸦片是犯罪，没有听见他们说吞烟泡子也是犯罪。他所以很无邪地坐在教会里，戴着老花眼镜，一面低声念新约，一面吞烟泡子。到后来，给美国宣教师发觉了，责备他不该还在吞烟泡子，更不该在上帝的面前吞烟泡子。

　　单吞烟泡子，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烟瘾，常常周身软痛，鼻涕交流，不住地打呵欠，他放弃了烟枪半个月以上了。但美国的宣教师对于他的职业，还没有半点的表示，老何当然很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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