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了轨道的星球(2)_张资平

二

　　春联和横额都是用红纸写黑字，这是表示喜庆的色彩。但是，若死了人，则不能用那些吉利语，也不能用红纸写黑字，而改用蓝纸写白字了。这是表示有丧事的色彩。现在国民政府用这样的色彩表示青天白日，我们民众的眼睛也看惯了这种色彩，不觉得它是怎样可怕的了。若给村中的老年人看见，一定不喜欢，会说有丧事才用这类的颜色吧。

　　有子女的人死了时，大门上的门联上幅是“恩深罔极”，下幅应死者之性不同而有差别，若是男性，用“痛切靡瞻”，若是女性用“痛切靡依”，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至于侧门的门联或屋内的楹联，当然是临时由死者的亲属友人所撰的挽联了。

　　“富贵寿考”即是“长命富贵”的意思，也是代表往昔——否，现在还是一样，——知识分子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升官发财。中国人本有一种奴隶根性，即藉赖一个英雄豪杰——当时所谓天子的——之声威势力，一方面当奴才，一方面剥削下层民众以肥自己的私囊，达成了这个目的，即是所谓“富而且贵”了。但是一个人会早死，虽有富贵也不能享受，所以在富贵之外，尚需要寿考这一个条件。富贵是互相依存的。何以言之？譬如做生意的人发了财，就可以捐官或教养他的子弟，使入仕途；做了官后，自然地会发财了。只有寿考是听天由命的。

　　既富且贵，而又寿考之后，他们更进一步的希望是“子孙满堂”、“百子千孙”了。故他们有了钱便建造广大房屋准备儿孙将来的住宅，买万顷的良田准备儿孙将来的米粮。故跟着“做官发财”的思想而起的，当然是“买田做屋”的思想了。在往昔没有像今日那样可靠的帝国主义银行可以贮款，买田做屋即是他们的积蓄的一个方法。故当时一般的人最先都是储蓄，准备买田。第二步便造房子。

　　我的高祖在广州开绸缎庄，发了财，在当时（由嘉庆至道光年间）号称百万。百余年前的百万，不止等于今日的千万之价值。他在村中买了二三百亩田，在城里开了两间当铺，但是他的最大的成绩还是建造了一家大厦，名“留余堂”。他的两个儿子，八个孙子，廿四个曾孙，六十余个玄孙在后日得蔽风雨，完全是受这位为子为孙筹划得十分周全的高祖的余荫。

　　高祖所建筑的大屋是三堂六幢的建筑，像这类的屋式在岭南到处都看得见的。由若干堂和若干幢的数字，可以表示房屋的大小宽狭。最普通的是两堂两幢。最小的是假二堂（有门楼的亭子式建筑）一幢。至于三堂四幢，那是极宏伟的建筑了。何况三堂六幢呢！不过我们的大屋仍然是二堂四幢，最外侧两幢是假的，故称之为假六幢。

　　何谓堂？堂是岭南族聚而居的民房的中心建筑，为族人所公有的祖堂、礼堂，以充庆吊时使用的。一般分上中下三堂，故民俗有以“三堂大屋”为夸的。有了三堂，至少在两侧有两幢。至两堂式的屋，则只有上下两堂，而缺乏中堂。

　　上堂是安置祖先牌位的祖堂，在神龛内占有最高位的木主牌一定是刻着：

　　“某氏历代祖宗之神位”。

　　祖堂的陈设布置有些和神庙或佛寺相似，极其庄严华丽。当然也有简单朴素的，但也决不至像日本人家庭里的佛坛那样简单，仅仅在一个小木厨里摆一个牌位而已。

　　中堂是每当庆吊时所需要的礼堂或宴会厅，所以也叫做中厅，一般比上堂宽阔。下堂的面积最小，即是大门内的门廊，遇庆吊时充传达处或鼓乐场之用。联络上中堂或下堂的当然是两侧的廊下。

　　各幢的建筑是挨正身的“堂”的两侧建造的，每幢有由六七间至十二间的小房子，即前述的Chamber。这种建筑从“百子千孙”的观念产生出来的。建造大屋的祖宗知道他的子孙不是个个都有力建造房屋所以为他们预先准备，使三代四代之后的子孙还能够在一家大屋子里面容纳下去。大屋的建设者到老年便将这些房子均等地分给他儿子们。譬如有房子四十间，均等地分给两个儿子后，大儿子若有五十个子孙仍然挤在二十间的小房子里，小儿子若只有十个子孙，也是一样享用二十间的小房子。

　　但是田亩却不能够像房屋那样固定地均等地分给儿子们了。他以之充作蒸尝，使他的儿子们轮流着收益。轮着蒸尝的人便是值班祭祀的人。在前清时的知识分子对于“祭”看得十分重要，郑重其事。当祖先的生忌辰要在祖堂上设祭，又春秋两季要在坟堂里设祭，那即是扫墓。蒸尝愈大的人，他的祭祀也愈隆重。没有蒸尝的人，他的子孙对他也比较的冷落。故欲获得后代子孙的崇拜，自己先要造成一分蒸尝，换句话说，祖先崇拜心的深浅，完全视经济条件如何而决定。乡俗以坟前有多数的子孙跪拜着祭祀，便是泉下人的光荣。但是隔代的子孙都不愿远道来扫墓，于是创立了“祚肉”或“丁子钱”等名目以引诱子孙之来上坟。当然“祚肉”和“丁子钱”是从尝蒸内划出来的。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上坟的子孙愈多，是证明失业或失学的子孙愈多。由这种论法推论下去，蒸尝愈大的祖先，他的后裔自然是多产出无业流氓。这些问题之讨论让之后节罢。

　　上述蒸尝的轮流收益也有许多流弊。譬如我的高祖的蒸尝，若给我的祖父一家人（我八九岁时，祖父一家只八个人，算是八口之家。）轮着收益时，足够三年间的米粮。但是我的祖父要十二年间才能轮着一次。我的祖父只是一个穷秀才，既不能像曾祖那样地做官，又不能像高祖那样地发财，结果唯有穷一辈子了。

　　我的高祖有两个儿子，即是我的曾祖和伯曾祖弟兄两人，成立“留余堂”的甲乙两大房。伯曾祖和他的父亲一样，也只有两个儿子，今假定为a和b两家，我的曾祖却有六个儿子，今亦假定为c，d，e，f，g，h六家。因为中国的财产制度是均等地分配给儿子们的，所以蒸尝也是在甲乙两大房间均等地轮收。在a或b的家庭，有四分之一的轮值机会，即四年可以轮值一次。至于c，d，e，f，g，h各家，则在十二年间才能够轮值一次。

　　即在五年间，a家轮值两次了，e家还没有轮着。又在七年间，a家轮值三次了，h家还没有轮着。再下一代，譬如到了c，d……的儿子辈，有四个的，有六个的，那就须四十八年间或七十二年间才能轮着一次了。于是大家对蒸尝也绝望了。各人知道祖宗的余泽，过了三四代之后，也是不可靠的了。只有各人打各人的算盘。念过书的人，开设蒙塾。字墨差些的人，则赴南洋群岛替白种人开荒。

　　当我九岁的那年，即一九○一年（前清光绪二十七年），我们的农村就荒落得不成样子了。不过比邻近几县还算好的，因为我们县里的大地主比较少数。那时候，在县城，也渐次有商业资本的抬头了。——一部分是由南洋回来的暴发户，一部分是是从地主或官绅阶级的子弟转变的。——因是，佃农的生活一天一天地困苦，农业劳动者更不消说了。

　　村中贫苦民众的金融机关只有摇会和当店。前者也是操于土豪劣绅之手，最后的利润仍然是归给他们。至于当店是人人知道的剥削贫苦农民的机关。上海的当店限期十八个月，期限比我们村里的短。我们乡里的当店是限期三年，利率二分，比上海的当店利息却高了两分。

　　这两种金融机关也只有使贫农一天一天地陷于穷困，终至于沦亡。

　　我的曾祖兄弟举人，大挑知县，曾历署陕西的富平、永寿、韩城、紫阳等县，但是卸任后，两袖清风，只带了许多古籍和怪石回来，因为我的曾祖有米元章之癖。归田之后，住在“留余堂”。我的高祖遗产丰富，故我的曾祖可以坐在村中当一名正绅，（他大概不会被劣绅之名吧。）但是无意识地当了一个剥削苦穷农民的地主。幸得在那时代，一般以农民之供奉地主为理之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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