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3)|郑振铎

梁任公先生(3)

　　第四方面，是研究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实际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梁氏的政论，已不仅是宣传鼓吹自己的主张，或攻击，推翻古旧的制度而已，这样的时代，即著《变法通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现在是要讨论实际上的种种问题以供给所谓“建设时代”的参考了。所以他一方面介绍各国的实例，一方面讨论本国的当前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的，以宪法问题为中心，关于经济的，以货币，国债问题为中心。这些问题，都是那个时代的举国人民所要着眼的问题。关于前者，他著有《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壬寅），《外官制私议》（庚戌），《立宪法议》（庚子），《论立法权》（壬寅），《责任内阁释义》（辛亥），《宪政浅说》（庚戌），《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庚戌）及《各国宪法异同论》（己亥）诸作。关于后者，他著有《中国国债史》（甲辰），《中国货币问题》（甲辰），《外资输入问题》（甲辰），《改盐法议》（庚戌），《币制条议》（庚戌），《外债平议》（庚戌）诸作。

　　第五方面，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努力。梁氏的事业，除了政论家外，便始终是一位历史家。他的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完全是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的。他一方面攻击旧式历史的纰缪可笑，将历来所谓“史学”上所最聚讼的问题，如“正统”，如“书法”等等，皆一切推翻之，抹煞之，以为不成问题。他以为：所谓历史，不是一姓史，个人史，也不仅仅是铺叙故实的点鬼簿，地理志而已；历史乃是活泼泼的，乃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乃是供“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在这一方面，他著有《新史学》（壬寅），《中国史叙论》（辛丑）等。他又在第二方面，写出许多的史书，史传来，以示新的历史，所谓“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的历史的模式。这一方面的著作有《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壬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南海康先生传》（辛丑），《李鸿章》（辛丑），《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壬寅），《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甲辰），《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甲辰），《郑和传》（乙巳），《管子传》（辛亥），《王荆公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壬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雅典小史》，《朝鲜亡国史略》（甲辰）等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热，有声有色的，决不是什么平铺直叙的寻常史传而已。

　　第六方面是，对于文学的创作。梁氏在这十年中，不仅努力于作史著论，即对于纯文艺，也十分的努力。他既发刊《新小说》，登载时人之作品，如我佛山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以及苏曼殊诸人的翻译等等。他自己也有所作，如《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此为翻译），《十五小豪杰》（此亦为翻译）等；又作传奇数种，如《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虽皆未成，却已传诵一时。他的诗词也以在这个时间所作者为特多。又有诗话一册，亦作于此时。他对于小说的势力是深切的认识的，所以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起：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之支配人道，有四种力，一是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是浸，“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三是刺，“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他既明白小说的感化力如此的伟大，所以决意便于《新民丛报》之外复创刊《新小说》，然《新小说》刊行半年之后，梁氏的著作却已不甚见。大约他努力的方面后来又转变了。

　　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说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他最勤于发表的时代。我们看民国十四年（乙丑）出版的第四次编订的《饮冰室文集》里，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强。

　　《新民丛报》与《新小说》创刊的第二年（一九〇三），梁氏曾应美洲华侨之招，又作北美洲之游。这一次却不曾中途折回。他到了北美合众国之后，随笔记所见闻，对于“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结果便成了《新大陆游记》一书。

　　在这一个时期内，还有一件事足记的，便是从戊戌以后，他与康有为所走的路已渐渐的分歧，然在表面上还是合作的。到了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后，便显然的与康氏背道而驰了。他自己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学术概论》二百四十三页）世人往往以康梁并称，实则梁氏很早便已与康氏不能同调了。他们两个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执着的，不肯稍变其主张，梁氏则为一个流动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一九一一）十月，革命军起于武昌，很快的便蔓延到江南各省。南京也随武昌而被革命军所占领。梁氏在这个时候，便由日本经奉天而复回中国。这时离他出国期已经是十四年了。因为情势的混沌，他曾住在大连以观变。南北统一以后，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任，以司法次长招之。梁氏却不肯赴召。这时，国民党与“进步党”（民元时代名共和党）的对峙情形已成。袁氏极力的牵合进步党，进步党也倚袁氏以为重。梁氏因与进步党关系的密切，便也不得不与袁氏连合。他到了北平与袁氏会见。会见的结果，却使他由纯粹的一位政论家一变而为实际的政论家。自此以后，他便过着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竟有七年之久。这七年的政治生活时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时代，也是他的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产量最减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与袁世凯合作的时代。癸丑（一九一三）熊希龄组织内阁，以梁氏为司法总长；这是戊戌以后，他第一次的踏上政治舞台。这一次的内阁，即所谓“名流内阁”者是。然熊氏竟无所表见，不久竟倒。梁氏亦随之而去，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说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然他却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凯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终要立在维持现状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为，欲有所表见，欲有所救益。这时，最困难的问题便是财政问题。梁氏在前几年已有好几篇关于财政及币制的文章发表（这时他的文章多发表在《庸言报》上），这时更锐然欲有以自见，著《银行制度之建设》等文，发表他的主张。进步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出于他的手笔。袁世凯因此特设一个币制局，以他为总裁（一九一四年），俾他能够实行他的主张。然梁氏就任总裁之后，却又遇到了种种的未之前遇的困难；他的主张一点也不能施行。实际问题与理论竟是这样的不能调合。结果，仅获得《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辞职以去。自此，他对于袁氏方渐渐的绝望了，对于政治生涯也决然的生了厌恶，舍弃之心。他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即《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恳挚的说明，他自己是很不适宜于实际的政治活动的。他说：“夫社会以分劳相济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长为贵。吾立于政治当局，吾自审虽蚤作夜思，鞠躬尽瘁，吾所能自效于国家者有几。夫一年来之效既可睹矣。吾以此心力，转而用诸他方面，安见其所自效于国家者，不有以加于今日！”他更决绝的说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见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虽以骨肉之亲，或不能苟同也。”他这样的痛切的悔恨着过去的政治生涯，应该再度的入于“著述时代”了。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却恰恰与他当面。欧战在这时候发生了；继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机在中国获得意外的权利；继之而帝制运动突兴，袁世凯也竟欲乘机改元洪宪，改国号中华帝国，而自为第一代的中华帝国的皇帝。种种大事变紧迫而来，使他那末一位敏于感觉的人，不得不立刻兴起而谋所以应付之。于是他便又入于第二期的政治生涯。

　　第二期是“护国战役”时代。他对于欧战，曾著有《欧洲大战史论》一册；后主编《大中华月刊》，便又著《欧战蠡测》一文。更重大的事件，中日交涉，使他与时人一样的受了极大的刺激。他接连在《大中华》上写著极锋利极沉痛的评论，如《中日最近交涉平议》，《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示威耶挑战耶》诸作。及这次交涉结束之后，他又作《痛定罪言》，《伤心之言》二文。他不曾作过什么悲苦的文字，然而这次他却再也忍不住了！他说道：“吾固深感厌世说之无益于群治，恒思作壮语留余望以稍苏国民已死之气。而吾乃时时为外境界所激刺，所压迫，几于不能自举其躯。呜呼！吾非伤心之言而复何言哉！”（《伤心之言》）

　　更重大的事件帝制运动，又使他受了极大的刺激。他对于这次的刺激，却不仅仅以言论而竟以实际行动来应付他了。帝制问题其内里的主动当然是袁世凯，然表面上则发动于古德诺的一篇论文及筹安会的劝进。这是乙卯（一九一五）七月间的事。梁氏便立刻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于《大中华》。梁氏在十年前，原是君主立宪论的主持者，然对于这次的政体变更，却期期以为不可。他的理由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里说得又透澈，又严肃，又光明，又讥诮。他以为自辛亥八月以来，未及四年而政局已变更了无数次，“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作帝制论者何苦又“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并为袁氏及筹安会诸人打算利害，以为此种举动是与“元首”以不利的。当时他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以上引文皆录自《盾鼻集》）他的此文草成未印时，袁氏已有所闻，曾托人以二十万元贿之。梁氏拒之，且录此文寄袁氏。未几，袁氏又遣人以危辞胁喝他，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氏笑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的人语塞而退。这时，梁氏尚住在天津。他的从前的学生蔡锷，革命后曾任云南都督，这时则在北平。于是梁蔡二氏便密计谋实际上的反抗行动。在天津定好后此的种种军事计划，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二人并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他们便相继秘密南下。蔡氏径赴云南，梁氏则留居上海。这一年十二月，云南宣布独立，进攻四川。广西将军陆荣廷则约梁氏赴桂，同谋举义事。他说道：“君朝至，我夕即举义。”许多人皆劝梁氏不要冒险前去，然他却不顾一切的应召而去。丙辰（一九一六）三月，梁氏由安南偷渡到桂，时海防及其附近一带铁路，袁政府的侦探四布。梁氏避匿山中十日，不乘火车，而间道行入镇南关。至则广西已独立。不久，广东亦被迫而独立。然广东局面不定，梁氏冒险去游说龙济光，几乎遇害。两广局面一定，他便复到上海，从事于别一方面的活动。这时才知道他的父亲宝瑛，已于他间道入广西时病殁了。这时，情形已大为转变。浙江，陕西，湖南，四川诸省皆已独立；南京的冯国璋也联合长江各省谋反抗。正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忽然病死。于是这次的“护国战争”便告了结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梁氏则实践初出时的“决不在朝”的宣言，并不担任政务。然不久，却又有一个大变动发生，又将梁氏牵入旋涡，使他再度第三期的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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