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先生(4)|郑振铎

林琴南先生(4)

　　四

　　林琴南先生的翻译，据我所知道的，自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起，至最近的翻译止，成书的共有一百五十六种；其中有一百三十二种是已经出版的，有十种则散见于第六卷至第十一卷的《小说月报》而未有单刻本，尚有十四种则为原稿，还存于商务印书馆未付印。也许他的翻译不止于此，但这个数目却是我在现在所能搜找得到的了。在这一百五十六种的翻译中，最多者为英国作家的作品，共得九十三种，其次为法国，共得二十五种，再次为美国，共得十九种，再次为俄国，共得六种，此外则希腊，挪威，比利时，瑞士，西班牙，日本诸国各得一二种。尚有不明注何国及何人所作者，共五种。这些翻译大多数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只有《利俾瑟战血余腥记》及《滑铁庐战血余腥记》二书由文明书局出版，《青铁》及《石麟移月记》（此二书俱为不注明何国何人所作者。）由中华书局出版而己；至于《黑奴吁天录》一书，则不知何处出版。

　　就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论，则较著名者有莎士比亚（W.Shakespeare），地孚（Defoe），斐鲁丁（Fielding），史委夫（Swift），却尔司·兰（Charles Lamb），史蒂文生（L.Stevenson），狄更司（Charles Dickens），史各德（Scott），哈葛德（Haggard），科南·道尔（Conan Doyle），安东尼·贺迫（Anthony Hope）（以上为英）；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史拖活夫人（Mdm Stowe）（以上为美）；预勾（V.Hugo），大仲马（Alexander Dumas），小仲马（Alexander Dumas,fil），巴鲁萨（Balzac）（以上为法）；以及伊索（AEsop）（希腊），易卜生（Ibsen）（挪威），威司（Wyss）（瑞士），西万提司（Cerventes）（西班牙），托尔斯泰（L.Tolstoy）（俄），德富健次郎（日本）等。在这些作家中，其作品被林先生译得最多者为哈葛德，共有《迦茵小传》，《鬼山狼侠传》，《红礁画桨录》，《烟火马》等二十种；其次为科南·道尔，共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电影楼台》，《蛇女士传》，《黑太子南征录》等七种；再次为托尔斯泰，小仲马及狄更司，——托尔斯泰有六种，为《现身说法》（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人鬼关头》（The Death of Ivan Ilyitch），《恨缕情丝》（Krentzer Sonata and the Family Happiness），《罗刹因果录》，《社会声影录》（Russian Proprietor）（以上三种为短篇小说集）及《情幻》；小仲马有五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Le Dame aux Camélias），《鹦鹉缘》，《香钩情眼》（Antorine），《血华鸳鸯枕》，《伊罗埋心记》；狄更司有五种，为《贼史》（Oliver Twist），《冰因缘》（Dombey and Son），《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孝女耐儿传》（Old Curiosity Shop），《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再次为莎士比亚，史各德，华盛顿·欧文，大仲马——莎士比亚有四种，为《凯撒遗事》（Julius Caesar），《雷差得纪》（Richard Ⅱ），《亨利第四纪》（Henry Ⅳ），《亨利第六遗事》（Henry Ⅵ）；史各德有三种，为《撒克逊劫后英雄略》（Ivanhoe），《十字军英雄记》（The Talisman），《剑底鸳鸯》（The Betrothed）；华盛顿·欧文有三种，为《拊掌录》（Sketch Book），《旅行述异》（Tale of Travellers），《大食故宫余载》（Alhambra）；大仲马有二种，为《玉楼花劫》（Le Chevatier De Maison-Rogue），《蟹莲郡主传》（Contess de Charney）；其他诸作家俱仅有一种：伊索为他的《寓言》，易卜生为《梅孽》（Ghosts），威司为《鹯巢记》（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西万提司为《魔侠传》（Don Quixote），地孚为《鲁滨孙飘流记》（Robinson Crusoe），斐鲁丁为《洞冥记》，史委夫特为《海外轩渠录》（Gulliver's Travels），史蒂芬生为《新天方夜谭》（New Arabian Nights），却尔斯·兰为《吟边燕语》（Tales from Shakespeare），安东尼·贺迫为《西奴林娜小传》，史拖活夫人为《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预勾为《双雄义死录》（Ninety-three），巴鲁萨为《哀吹录》（短篇小说集），德富健次郎为《不如归》。这些作品除了科南·道尔与哈葛德二人的之外，其他都是很重要的，不朽的名著。此外，大约是不会再有什么很著名的作家与重要的作品列于他的“译品表”之内了。

　　我们见了多个统计之后，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先生，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的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七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不懂得任何外国文字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如果口译者是具有较好的文学常识呢，他所选择的书便为较重要的，如果口译者没有什么知识呢，他所选择的书便为第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了。林先生吃了他们的亏不浅，他的一大半的宝贵的劳力是被他们所虚耗了。这实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只有魏易及王庆通是他的较好的合作者。）在林译的小说中，不仅是无价值的作家的作品，大批的混杂于中，且有儿童用的故事读本。如《诗人解颐语》及《秋灯谭屑》之类；此二书本为张伯司（Chambers）及包鲁温（Baldwin）所编的读本，何以可算作什么“笔记”呢！

　　还有一件事，也是林先生为他的口译者所误的：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的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凯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梅孽》）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原文的美与风格及重要的对话完全消灭不见，这简直是步武却尔斯·兰在做《莎氏乐府本事》，又何必写上了“原著者莎士比亚”及“原著者易卜生”呢？林先生大约是不大明白小说与戏曲的分别的——中国的旧文人本都不会分别小说与戏曲，如《小说考证》一书，名为小说，却包罗了无数的传奇在内——但是口译者何以不告诉他呢？

　　这两个大错误，大约都是由于那一二位的口译者不读文学史，及没有文学的常识所致的。他们仅知道以译“闲书”的态度去译文学作品，于是文学种类的同不同，不去管他，作者及作品之确有不朽的价值与否，足以介绍与否，他们也不去管他；他们只知道随意取得了一本书，读了一下，觉得“此书情节很好”，于是便拿起来口说了一遍给林先生听，于是林先生便写了下来了。他之所以会虚耗了三分之二的功力去译无价值的作品，且会把戏剧译成了小说者，完全是这个原因。

　　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预勾的《九十三》（Ninety-three），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中国的以前的译者多喜删节原文，如某君所译之托尔斯泰的《复活》（改名《心狱》）不及原文三四分之一，魏易所译之狄更司的《二城记》（Tale of Two Cities）也只有原文三分之一。——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其过恐怕还在口译者的身上；如《九十三》，大约是口译者不见全文，误取了书坊改编供儿童用的删节本来译给林先生听了。至于说是林先生故意删节，则恐无此事。好在林先生这种的翻译还不多。至于其他各种译文之一二文句的删节，以及小错处，则随处皆是，不能一一举出。尚有如把易卜生的国籍挪威改为德国之类，亦系口译者之过而非林先生之误。

　　总之，林先生的翻译，殊受口译者之牵累。如果他得了几个好的合作者，则他的翻译的成绩，恐怕决不止于现在之所得的，错误也必可减少许多。林先生自己说：“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述，即有讹错，均出不知。”这是如何悲痛的一句话呀！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统计林先生的翻译，其可以称得较完美者已有四十余种。在中国，恐怕译了四十余种的世界名著的人，除了林先生外，到现在还不曾有过一个人呀。所以我们对于林先生这种劳苦的工作是应该十二分的感谢的。

　　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美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沈雁冰先生曾对我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除了几个小错处外，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译文中的人物也描写得与原文中的人物一模一样，并无什么变更。又如《孝女耐儿传》中的一段：

　　胖妇遂向主妇之母曰：“密昔司几尼温，胡不出其神通，为女公子吐气？”此密昔司圭而迫者，即密斯几尼温也。“以夫人高年，胡以不知女公子之楚况？问心何以自聊！”几尼温曰：“吾女之父，生时苟露温色者，吾即……”语至此，手中方执一巨虾，断其身首，若示人以重罚其夫，即作如是观耳。胖妇点首知旨，赞曰：“夫人殊与我同趣。我当其境，亦复如是。”几尼温曰：“尊夫美善，可以毋滥其刑。夫人佳运，乃适如吾，吾夫亦美善人也。”胖妇曰：“但有其才，即温温无试，亦奚不可。”几尼温乃顾其女曰：“贝测，余屡诏汝，宜出其勇力，几于长跽乞哀，汝乃不吾听，何也？”密昔司圭而迫闻言微哂，摇其首不答。众人咸愠密昔司之柔懦，乃同声奋呼曰：“密昔司年少，不宜以老辈之言置若罔闻。且吾辈以忠良相质，弗听即为愎谏。君即自甘凌虐，亦宜为女伴卫其垣墉，以滋后悔。”语后，于是争举刀叉，攻取面包，牛油，海虾，生菜之属，猛如攻城，且食且言曰：“吾气填胸臆，几于不能下咽。”

　　像这种文调，在中国可算是创见。我们虽然不能把他的译文与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对读而觉得一字不差，然而，如果一口气读了原文，再去读译文，则作者情调却可觉得丝毫未易；且有时连最难表达于译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译文中也能表达出；有时，他对于原文中很巧妙的用字也能照样的译出。这种地方，我们读上引的一段译文中颇可看出。

　　中国数年之前的大部分译者，都不甚信实，尤其是所谓上海的翻译家；他们翻译一部作品，连作者的姓名都不注出，有时且任意改换原文中的人名地名，而变为他们所自著的；有的人虽然知道注明作者，然其删改原文之处，实较林先生大胆万倍。林先生处在这种风气之中，却毫不沾染他们的恶习；即译一极无名的作品，也要把作家之名列出，且对于书中的人名地名也绝不改动一音。这种忠实的译者，是当时极不易寻见的。

　　离开他的翻译的本身价值不讲，林先生的翻译工作在当时也有很大的影响与功绩。这可以分几方面来说：

　　第一，中国人的关于世界的常识，向来极为浅窄：古时以中国即为“天下”者无论，即后来与欧美通商之后，对于他们的国民性及社会组织也十分的不明了。他们对于欧美的人似乎以异样的眼光去看，不是鄙之为野蛮的“夷狄”，便是崇之为高超的人种。对于他们的社会内部的情形也是如此，总以为“他们”与“我们”是什么都不相同的，“中”与“西”之间，是有一道深沟相隔的。到了林先生辛勤的继续的介绍了一百五十余部的欧美小说进来，于是一部分的知识阶级，才知道“他们”原与“我们”是同样的“人”，同时，并了然的明白了他们的家庭的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绝然相异的名词。这是林先生大功绩与影响之一。

　　第二，中国人自屡次为欧美人所战败后，对于他们的武器以及物质的文明，起了莫大的向慕心，于是全国都汲汲的欲设立兵工厂，造船厂，欲建筑铁路，欲研究“声光”理化之学；他们以为中国的道德、文学及政治是高出于一切的，不过只有这些物质的文明不如“西人”而已。这时的呼声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到了后来，大家看出中国的旧的政治组织的根本坏处了，于是又向慕欧美的立宪政治与共和政治。他们那时以为中国的政治组织之腐败，之不如欧美，是无可讳言的，于是或大呼“君主立宪”，或大呼“革命，共和”。然而大多数的知识阶级，在这个时候，还以为中国的不及人处，不过是腐败的政治组织而已，至于中国文学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最美丽的，决没有什么西洋的作品，可以及得我们的太史公，李白，杜甫的；到了林先生介绍了不少的西洋文学作品进来，且以为史各德的文字不下于太史公，于是大家才知道欧美亦有所谓文学，亦有所谓可与我国的太史公相比肩的作家。这也是林先生的功绩与影响之一。

　　第三，中国文人，对于小说向来是以“小道”目之的，对于小说作者，也向来是看不起的；所以许多有盛名的作家绝不肯动手去做什么小说；所有做小说的人也都写着假名，不欲以真姓名示读者。林先生则完全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见解。他以一个“古文家”动手去译欧洲的小说，且称他们的小说家为可以与太史公比肩，这确是很勇敢的很大胆的举动。自他之后，中国文人，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自他之后才开始了翻译世界的文学作品的风气。中国近二十年译作小说者之多，差不多可以说大都是受林先生的感化与影响的。周作人先生在他的翻译集《点滴》序上说：“我从前翻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其实不仅周先生以及其他翻译小说的人，即创作小说者也十分的受林先生的影响的。小说的旧体裁，由林先生而打破，欧洲作家史各德、狄更司、华盛顿·欧文、大仲马、小仲马诸人的姓名也因林先生而始为中国人所认识。这可说，是林先生的最大功绩。

　　所以不管我们对于林先生的翻译如何的不满意，而林先生的这些功绩却是我们所永不能忘记的，编述中国近代文学史者对于林先生也决不能不有一段的纪载。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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