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五十九章南杂剧的出现(2)

第五十九章南杂剧的出现(2)

　　二

　　在这时期，第一个要讲的作家是杨慎。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官翰林院修撰。谪戍云南，三十余年未得召还。卒死于流放之中（1488～1559）。他才情畅茂，著述极富。其诗文皆能自名一家，无所依傍。所作杂剧有《宴清都洞天元记》一本及《太和记》六本。其散曲也殊佳。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之道：“杨状元慎，才情盖世。所著有《洞天元记》，《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流脍人口，而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洞天元记》今未见传本。系叙“形山道人收昆仑六贼事，所以阐明老氏之旨”（《剧说》上）。

　　《太和记》今亦不可得见。《太和记》凡六本，每本四折，每折抒写一段故事；全记实共有二十四篇短剧，据说是按着一年二十四个节令而分排着的。然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此书，只有四卷，不知何故。吕天成的《新传奇品》，亦著录《泰和记》一种，他说：“每出一事，似剧体，按岁月，选佳事。裁制新异，词调充雅，可谓满意。”则其书正与升庵《太和记》相同。然其作者则为许潮。沈泰的《盛明杂剧二集》，著录许潮的杂剧最多，凡八种，大约皆为《泰和记》中的短剧。然他于《武陵春》一剧虽标许氏之名，而首页上端则特著之道：“弇州诮升庵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说者谓此论似出于妒。今特遴数剧以商之知音者。”而于其下的《兰亭会》一剧其作者之名下则直题升庵。似沈氏当时，尚未别白清楚《泰和记》一书，究竟是杨著或许著。

　　焦循《剧说》：“余尝憾元人曲，不及东方曼倩事，或有之而不传也。明杨升庵有割肉遗细君一折。”（卷三）又同书：“近伶人所演陈仲子一折，向疑出《东郭记》，乃检之实无是也。今得杨升庵所撰《太和记》，是折乃出其中。甚矣博物之难也！”（卷四）以此说证之《也是园书目》，则升庵实有《太和记》一书可知。胡文焕《群音类选》，载《泰和记》十出，其中正有“东方朔割肉遗细君”。而《王羲之》、《刘苏州》诸出，则又同《盛明杂剧》。是《杂剧》本所载《泰和记》又实为升庵作可知。或者，《太和记》原有两本，一为许潮作，一为升庵作，其体裁又俱相同，故后人往往混之而为一。连《盛明杂剧》的编者也分别不清，故有目题许作，而评语又称杨作之矛盾发生。

　　李开先所著杂剧，今存《园林午梦》，盖为《一笑散》中的一种。开先初与王慎中、唐顺之等号称嘉靖八才子。然不甚争时名，独孜孜于当世所不为的词曲之业。他所藏的曲，在当时为最富，有“词山曲海”之称。但论者对于他的作品往往以“词意浮浅”讥之。盖因其一面虽不肯失文士的面目，一面却欲力求与民众相合拍，因此颇露着矛盾之态。这是读中麓作品者所都可看得出的。钱谦益的《列朝诗集》说：“伯华弱冠登朝，奉使银夏，访康德涵、王敬夫于武功、鄂、杜之间。赋诗度曲，引满称寿。二公恨相见晚也。罢归，置田产，蓄声妓，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掐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为文一篇辄万言，诗一韵辄百首，不循格律，诙谐调笑，信手放笔。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又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搜集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尝谓古来才士，不得乘时枋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销岁月，暗老豪杰耳。”“借此坐销岁月”数语，意愿可悲，却可见他对于文艺并非以真诚从事，所以常多草率随意之作。

　　汪道昆在实际上是这时代中第一个着意于写作杂剧的人。道昆字伯玉，号南溟，歙县人。除义乌知县。历襄阳知府，福建副使，按察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改郧阳，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召拜兵部侍郎。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又有《大雅堂杂剧》四种。道昆与王世贞等同时，世目之为“后五子”。虽不得预与“后七子”之列，然文名甚著。七子相继凋谢后，世贞与道昆之名乃益著。论者往往以汪、王并称。然王既不甚满人意，汪则更为后人所讥诮。

　　沈德符说：“汪文刻意摹古，仅有合处。至碑版记事之文，时授古语，以证今事，往往扦格不畅。其病大抵与历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尝云：余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论。”（《野获编》）钱谦益也说：“伯玉名成之后，肆意纵笔，沓拖潦倒，而循声者犹目之曰大家。于诗本无所解，沿袭七子末流，妄为大言欺世。”（《列朝诗集》）他的杂剧也不甚得好评。

　　沈德符说，“北杂剧已为金、元大手擅胜场。今人不复能措手。曾见汪太函四作，为《宋玉高唐梦》、《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范少伯游五湖》、《陈思王遇洛神》，都非当行。”（《顾曲杂言》）以北剧的格律律之，这几剧当然不是“当行”之作。然辞语亦颇尖新可喜。在故事上，在文辞上，在在都可见其为文人之剧而非民众的脚本，是案上的读本，而非场上的戏剧。说白是整饬雅洁的，曲文更是深奥富丽，多用典实。离“本色”日益远，而离文人的抒情剧则日益近了。

　　今所见伯玉的《大雅堂四种》是：《楚襄王阳台入梦》、《陶朱公五湖泛舟》、《张京兆戏作远山》、《陈思王悲生洛水》，与沈德符所说的四种，中有一种不同。当是沈氏记错。这四剧都只是寥寥的“一折”。故事的趣味少，而抒情的成分却很重。在格律上，这些杂剧也完全打破了北剧的严规。最可注意的是：（一）有“引子”，以“末”来开场；（二）全剧都只有一折，并不像元人北剧之至少必须四折；（三）唱曲文的，并不限定主角一人，什么人都可以唱几句。南戏的成规，在这时已完全引进到杂剧中来了。

　　梁辰鱼杂剧有《红线女》及《红绡》。伯龙以《浣纱记》得盛名。《红线女》叙的是唐人袁郊《甘泽谣》中所记的一个故事。当藩镇相争，天下大乱之际，人心虽怨怒，却无法奈那一班好乱的武人悍将何，于是便造作许多侠士的故事，诛奸吓强，聊以快意。红线的故事，便是许多侠士故事中的一篇。梁氏此剧，严守北剧规则，全剧皆以旦角主唱。此种故事，本来只能成为短篇，铺张成为四折，颇觉索然无味。同时胡汝嘉亦有《红线记》一剧，然不传。

　　汝嘉字懋礼，号秋宇，金陵人，嘉靖己丑进士。在翰林，以言事忤政府，出为藩参。顾起元说：“先生文雅风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说书数种；多奇艳闻，亦有闺阁之靡，人所不忍言，如《兰芽》等传者。今皆秘不传。所著《女侠韦十一娘传》记程德瑜云云，托以诟当事者也。其《红线杂剧》，大胜梁辰鱼。”（《客座赘语》）惜今未得见汝嘉的红线，不知其“大胜梁辰鱼”者果何所在。梁氏的《红绡杂剧》，今未见。其所叙的故事，则与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相同，皆本于唐人的传奇。

　　沈璟的《属玉堂十七种传奇》中，有两种是以杂剧之体出之的：即《十孝记》与《博笑记》。《新传奇品》说：“《十孝》，有关风化，每事以三出，似剧体。此自先生创之。末段徐庶返汉，曹操被擒，大快人意。”《群音类选》所载《十孝记》，每事皆选一出，惟少说白耳。《新传奇品》又说：“《博笑》，体与《十孝》类，杂取《耳谈》中事谱之，辄令人绝倒。先生游戏至此，神化极矣。”今有天启刻本（上海有石印本）。沈自晋说：“《十孝记》系先词隐作，如杂剧体十段。”像《十孝》这种体裁，以略相类似的故事数篇或数十篇合为一帙，而题以一个总名者，在前一个时期及这个时期都有；而以这个时期为最盛。其作俑似当始于前期沈采的《四节记》。《四节》系以叙写四时景节的四剧，合而为一者。其每一剧实即一个杂剧。

　　其后，小帙者如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徐渭的《四声猿》四种，车任远的《四梦记》四种皆是；大帙者如杨慎的《太和记》二十四种，许潮的《太和记》若干种，叶宪祖的《四艳记》四种，顾大典的《风教编》四种皆是。璟的《十孝》、《博笑》，盖即他们的同类。《十孝》每事三出，十事当有三十出。《群音类选》所载，尚非其全部。《十孝》者，盖指黄香、郭巨、缇萦、闵子、王祥、韩伯俞、薛包、张孝、张礼、徐庶等十人孝亲的故事而言。

　　顾大典的《风教编》为《四节记》体的杂剧合集。今不传。《列朝诗集》：“副使家有谐赏园、清音阁，亭池佳胜。妙解音律，自按红牙度曲。今松陵多蓄声伎，其遗风也。”吕天成谓：“道行俊度独超，逸才早贵，菁华缀元、白之艳，潇洒挟苏、黄之风。曲房姬侍如云，清阁宫商和雪。”又云：“《风教编》一记分四段，仿《四节》，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但未知所谱究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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