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五十四章批评文学的进展

第五十四章批评文学的进展(1)

　　元代批评文学的进展——有组织的批评著作的再现——古文家势力在元及明初的影响——陈绎曾、王构、杨载及范梈——元代通俗入门书盛行的原因——瞿佑的《归田诗话》——李东阳及其《怀麓堂诗话》——何、李的复古运动——徐祯卿的《谈艺录》——何孟春、都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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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批评家们承宋、金之后，规模日大，门径渐严。有计划、有组织的著作较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关于散文一方面，古文的势力，仍然笼罩一切。人人竞奉韩、柳、欧、苏为规模的目标，而苏轼的影响尤大。陈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后为张士诚参军，历浙江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翰林学士）至专编《东坡文谈录》、《东坡诗话》以扬其学。元末杨维桢为文稍逸古文家的范围，王彝便作《文妖》一篇以诋之，至骂之为狐为妖：“会稽杨维桢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为斯文祸，非浅小也！”明初的刘基、宋濂以及稍后的方孝孺等等皆为纯正之古文家，胥守唐、宋古文家法而不敢有所变易。被称为“台阁体”的杨东里，则更模拟欧阳修，一步一趋，莫不效之。直到了弘治间，李梦阳出来，与何景明、徐祯卿诸人，倡言复古，非秦、汉之书不读；于是天下的风气丕然一变。唐、宋诸大家的影响，至此方才渐渐地消歇下去。诗坛的趋向，也回复到“盛唐”诸家求模范。

　　在古文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元及明初的文学批评，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的。但有系统的著作，却产生了不少。像陈绎曾的《文说》及《文筌》，王构的《修辞鉴衡》，杨载的《诗法家数》，范梈的《木天禁语》、《诗学禁脔》等作，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伟作，虽不曾有什么创见的批评的主张，却已不复是宋人的随笔掇拾成书的“诗话”了。也许他们都是为“浅学”者说法的，都是为了书贾的利润而编成的——元代的书籍，书贾所刊者以通俗的、求广销的书为最多。但究竟是有组织的著作；是复兴了唐人的《诗格》、《诗式》、《诗例》一类的作风的。

　　陈绎曾字伯敷，处州人。至顺间，官国子监助教。尝从学于戴表元，故亦为正统派的文士之一。他的《文说》，本为程试之式而作。书中分列八条，论行文之法，而所论大抵皆宗于朱熹。又有《文筌》八卷，分《古文小谱》、《四六附说》、《楚赋小谱》、《汉赋小谱》、《唐赋附说》五类，盖也是为“举子”而作的。末附《诗小谱》二卷，则为绎曾友石桓、彦威之作。

　　王构字肯堂，东平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肃（1245～1310）。他的《修辞鉴衡》分二卷，上卷论诗，下卷论文，皆采撷宋人的诗话以及笔记与文集里的杂文而加以排比的。

　　杨载的《诗法家数》，叙述作诗的方法甚详且备。最后的一篇《总论》，虽浅语，却颇近理。像“诗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自工”；“诗贵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作诗要正大雄壮，纯为国事。夸富耀贵，伤亡悼屈一身者诗人下品”诸语，都是很有确定的批评主张的，似不能以其类“诗法入门”之作而忽之。

　　范梈字德机，所作《木天禁语》及《诗学禁脔》，皆《诗格》一类的“入门书”。《木天禁语》仅有“内篇”而无“外篇”，殆“外篇”已佚失。《诗学禁脔》似与之相衔接，或即其“外篇”欤？梈叙《禁语》谓：“诗之说尚矣。古今论著，类多言病而不处方。是以沉痼少有瘳日，雅道无复彰时。兹集开元、大历以来诸公平昔在翰苑所论秘旨，述为一编。”是所依据者，仍为唐人诸作。每一做法，必举一二庸人诗为例，也是王昌龄、贾岛诸人《诗格》的规矩。《诗学禁脔》则分为“颂中有讽”，“美中有刺”，“抚景寓叹”，“专叙己情”等十五格，每格也以唐诗一篇为例，而后附说明。

　　此外，潘昂霄有《金石例》，倪士毅有《作义要诀》，徐骏有《诗文轨范》，殆皆为便利俭腹的文士学子而设者。《四库全书提要》虽极讥他们的浅陋，但他们的有组织的篇述，却是不能以“浅陋”二字抹杀之的。为什么在元代会复活了，且更扩大了唐代的“诗格”、“诗式”一类的科场用书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可以见当时通俗入门书的畅销；二则当时文士们在少数民族压迫之下，求师不易，而这一类通俗入门书便正是他们“无师自通”的宝库。但通俗书之所以会畅销，根本原因，还当在元代一般经济状况的进步。我们读杜善甫的《庄家不识勾栏》，见一个农民入城而能慨然的以二百文为剧场的入门费，便可知那时的一般经济状况是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同当时政治一样的黑暗的。这问题太大，且留待专门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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