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四十三章批评文学的复活(2)

第四十三章批评文学的复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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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宋代却是一个批评精神复活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其“无当大雅”的诗话之多，便抹杀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的成就。从六朝以后，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却不是批评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曾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宋人便不同了。很早的时候，他们便已有勇气来推翻旧说，用直觉来评释古书。他们知道求真理，知道不盲从古人，知道从书本里求得真义与本相。于是汉、唐以来许多腐儒的种种附会的像痴人说梦似的解释，便受到了最严正的纠正。这种风气，从欧阳修作《毛诗本义》，郑樵作《诗辨妄》以来，便盛极一时。南宋中叶的朱熹，便是这一派批评家的代表。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登绍兴进士第。历事高、孝、光、宁四朝。终宝文阁待制。庆元中致仕，旋卒。宝庆中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熹在当时，讲正心诚意之学，颇为时人所妒恨。但从游弟子甚多，其势力也极大。他对于经典古籍，多有解释。在其《语录》及文集里，也有不少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的贡献。惟其最重要的见解，则在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他的批评的主张，在《诗集传》及《楚辞集注》的两篇序上，也可以看出一个大体来。他对于诗的起源，有很正确的见解：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他的更大的工作，便是打倒了《毛诗序》，发见：“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其情者也。”更发见郑、卫诸风中的情诗的真价，而反对毛氏的美刺之说（他于《集传》后，更附《诗序辨说》，专辨《诗序》的得失）。这是很痛快的一个真实的大批评家的见解！他不仅发见古代几十篇的美隽的情歌而已，他直是发见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他的《楚辞集注》也把《楚辞》的真面目从王逸诸人的曲解里解脱出来。他说道：“《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样。”又道：“《楚辞》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他虽是一位“道学家”，却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故他的批评论便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见解，纠正前人所久误的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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