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二十七章韩愈与白居易(4)

第二十七章韩愈与白居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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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说韩愈一派的诗，像景物萧索、水落石出的冬天，那么，白居易一派的诗，便要说他是像秋水的泛滥，畅流东驰，顾盼自雄的了。韩愈派的诗是有刺的；白居易派的诗却是圆滚得如小皮球似的，周转溜走，无不如意。韩愈派的诗是刺目涩口的；白居易派的诗，却是爽心悦耳的，连孩子们念来，也会朗朗上口。

　　白居易字乐天，下邦人。幼慧，五六岁时，已懂得作诗。以家贫，更苦学不已。登进士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拜左拾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授太子左赞善大夫。未几，以事贬江州司马，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升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二年（公元822年）除杭州刺史。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为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后以刑部尚书致仕。卒年七十五（公元772～846年）。有《白氏长庆集》。

　　他是最勤于作诗的人；他尝序刘梦得的诗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仗醉，率然口号者不在此数。”仅仅一二年间，已有了那么多的成绩！在他的长久的诗人的生涯里，所得自然更多。他尝自分其诗为四类：一、讽谕，包括题为“新乐府”者，这是他自己最看得重的一部分；二、闲适，是他“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三、感伤，是他“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四、杂律，是他的“五言七言，长短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但他的诗，最重要者自是他的“新乐府”辞。

　　他《与元九书》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是彻头彻尾抱着人生的艺术之主张的。故他的诗“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而许多题为“新乐府”者，便都是在这样的主张底下写成的。杜甫的许多歌咏民间疾苦的诗，是写实，是从写实里弹出讥诫之意来的；他并没有明白的说他是诫谏。但居易却是老老实实地把他的诗拿来做劝诫的工具了。他的“新乐府”，作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恰好是他做左拾遗的时候。全部“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

　　其自序道：“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已把他的主旨说得很明白。这样彻底的人生的艺术观，是我们唐以前的文学史上所极罕见的。在这五十篇中，有议论，像《海漫漫》、《华原磬》等；有叙事，像《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等；但即叙事者，也往往以劝诫的议论结。《新丰折臂翁》最有名，是写一个折了臂的老人的故事。其所以折臂者，盖全为了逃避兵役之故。“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这和杜甫的《兵车行》等是同样表曝了唐代征兵制度的罪恶的。除了“新乐府”外，像《秦中吟》十首，也同是此意。惟“新乐府”多婉曲的劝谕，《秦中吟》则是不客气的讽刺与责骂：“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歌舞》）；“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买花》）。

　　大约“新乐府”为了是居谏臣之位时所作，“愿得天子知”的，故措辞不得不和平婉曲些罢。但此类的“新乐府”，实在未见得成功；天子知与不知，且不说，就文学而论，则五十篇中，真实的可算作诗的，还不到十篇。无疑的，《新丰折臂翁》与《卖炭翁》乃是其中的最好的二篇。居易的好诗，实不在此而在彼。他自己所不大看得重的“闲适”和“感伤”的二类的诗，其中尽有许多真实的伟大的作品在着。《长恨歌》是很成功的一篇叙事诗；《琵琶引》也是很伟大的一篇抒情诗。我们读了：“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但这似有些受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的暗示的罢。）实在觉得韩愈的《南山》，卢仝的《月蚀》有些吃力不讨好。其他长歌短什，好的也很不少。

　　相传他未冠时谒顾况，况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道：“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居易作风，有一部分确近顾况，惟顾况较他更为逼近口语耳。居易他自己也很想做到妇孺皆能懂的地位。《墨客挥犀》曾记着：“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他既这样的要求通俗，所以当时他的诗流传得也最盛。《丰年录》：“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绢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唐音癸签》引）《酉阳杂俎》也记着：当时有刺乐天诗意于身，诧白合人行诗图者的事。又，鸡林行贾，售居易诗于其国相，率篇易一金。流行之盛，可谓自诗人以来所未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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