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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北朝的文学(4)


  四

  当梁元帝时(公元552~554年),庾信、王褒相继为北人所羁,所掳,遂留于北方不归。在北地,他们二人发生过不少的影响。庾信初尝聘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为东宫学士。侯景之乱,信奔江陵。元帝时,奉使于周。遂被羁留长安,不得归。屡膺显秩,拜洛州刺史。陈、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信等十数人。周人唯放回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留而不遣。遂终于北方。

  王褒之入北方,事在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较庾信为略后。是年,周师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军败,从元帝出降。同时北去者还有王克、刘瑴、宗懔、殷不害等数十人。他们到长安时,周太祖喜道:“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后为宣州刺史。

  这二人所作,原是齐、梁的正体,然到了北地之后,作风却俱大变了。由浮艳变到沉郁,由虚夸变到深刻,由泛泛的骈语,变到言必有物的美文。因此,庾、王在公元554年后之作,遂在齐、梁体中,达到了一个未之前有的最高的成就。像那样的又深挚又美艳的作风,是六朝所绝罕见的。我们看子山的《拟咏怀》: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
  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
  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
  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
  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
  怀抱独惛惛,平生何所论。
  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
  穀皮两书帙,壶卢一酒樽。
  自知费天下,也复何足言!

  以及“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倡家遭强娉,质子值仍留”,“不特贫谢富,安知死羡生”,“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以上并《拟咏怀》中句),“胡尘几日应尽,汉月何时更圆”(《怨歌行》),“值热花无气,逢风水不平”(《慨然成咏》),等等,并是很露骨的悲怨所积的愤辞!处在这样的一个逆境之下,当然所作会和酒酣耳热、留连光景的时候的愉辞大为不同。他的《哀江南赋》,尤为一代绝作。家国之思,身世之感,胥奔凑于腕下,故遂滔滔不能自已。和仅仅吊古或咏怀之作,其胸襟之大小是颇为不相牟的。其《序》云:“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皋桥羁旅。燕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词,唯以悲哀为主。日暮途穷,人间何世!”被羁而见亡国之痛,充耳唯闻异国之音,能不“凄怆伤心”么?环境迫得子山不得不腆颜事敌。这使他竟有“安知死羡生”之叹。然这种悲愤的歌声,却使他的后半生的所作,较之一般齐、梁之什,都更为伟大了!生丁百凶,仅得造成一大诗人,亦可哀已!

  王褒入周后所作,与子山有同调。这缘环境相同,心声遂亦无歧。像褒的《渡河北》(《苑诗类选》作范云诗,非)。

  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
  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
  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
  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

  以及“寂寞灰心尽,摧残生意余”(《和殷廷尉岁暮》),“犹持汉使节,尚服楚臣冠;飞蓬去不已,客思渐无端”(《赠周处士》)等,还不是和子山“其心长自寒”之语相类么?当汝南周弘正自陈聘周时,周帝许褒等通亲知音问。褒赠弘正弟弘让诗,并致书道:“嗣宗穷途,杨朱歧路。征蓬长逝,流水不归。舒惨殊方,炎凉异节。……还念生涯,繁忧总集。视阴偈日,犹赵孟之徂年;负枚行吟,同刘琨之积惨。河阳北临,空思巩县,霸陵南望,还见长安。所冀书生之魂,来依旧壤,射声之鬼,无恨他乡。白云在天,长离别矣!”

  像这样的情调,是六朝的不幸的人士们所常执持着的,为什么在六朝会造作出许多李陵、苏武的故事,以及把许多古诗都归在苏、李名下,还要伪作什么《李陵答苏武书》之类,大约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罢!那些心抱难言之痛的士大夫们,以今比古,便不得不有“李陵从此去”(庾信诗)的寄托的文章。被陷在同样环境之下的士大夫们,从五胡之乱以后起,盖不仅庾信、王褒等区区可指数的若干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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