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十八章批评文学的发端

第十八章批评文学的发端(1)

　　孔子的文学观——汉代诸作家的文学观——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批评的产生——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齐梁的伟大的时代——反切法的输入——四声八病说——其反动——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为艺术的艺术论之绝叫——其反对者

　　一

　　在建安以前，我们可以说，没有文学批评。孔子对于文学，一方面只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像“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一方面却抱的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故屡屡地说道：“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可以说是，最彻底的诗的应用论了。却也还够不上说是“人生的艺术观”。他又有“思无邪”之说，但其意义却是不甚明了的。总之，孔子的诗论，只是侧重在应用的一方面的。这也难怪，我们看，那个时代的外交上的辞令，几乎都是称“诗”以为证的，便可知“诗”的应用，在实际上已是很广大的了。

　　汉代是诗思消歇的时代，文学批评也不发达。专门的辞赋家，像司马相如，只是说，赋是天才的产品，其奥妙是不可知的。扬雄则倡读千赋则能为赋之说。那都不过是随意的漫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序是比较得很有系统的批评，其见解却也不脱教训主义的色彩。后汉时代最有怀疑精神的王充，在《论衡》里曾有很重要的发现，那便是“艺增”一类的倡论；但与其说是属于批评的，还不如说是属于修辞的。

　　真实的批评的自觉期，当开始于建安时代。当时曹丕、曹植兄弟，恣其直觉的意见，大胆无忌的评骘着当代的诸家。像曹丕《典论》里的《论文》，及《与吴质书》里，都把文章的价值抬得很高。他也许是最早的一个人，感得“文章”具有独立生命与不朽的。他道：“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他一方面又批评孔融、王粲、徐干等七人的得失；这有些近于作家的批评了。同时还要探讨文体的分类与特质。“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典论》）这里把“文”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大约是最早的一种文体论的尝试了。他又说：“文以气为主。”这乃开创了后人论文的一条大路。曹植在《与杨德祖书》里也评论着王粲、陈琳、徐干诸人。唯他却薄辞赋为小道，而欲以“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为急。假如不是有激而云然，则其批评见解是远不若他哥哥的高超了。

　　陆机在晋初写了一篇《文赋》，那是以赋体来论文的一篇伟大的东西。对于著作的甘苦，他是颇能阐发之的。在文体论一方面，他虽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类，比曹丕多出若干，其大体却仍是就曹氏之论而放大了的。关于文章做法的一边，那是他自己的特色。但也偏重于修辞、谋篇的部分。他主张，言辞与理意是应该并重的，而其本却还为理意。“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他是那样的具有开拓一个宗派的雄心。

　　与陆机同时的有挚虞，他编集了号为第一部总集（该说除《诗经》、《楚辞》外）的《文章流别集》（本传说，三十卷，《隋志》云，四十一卷），专选诗赋。又有《文章流别志论》，有遗文见存。其主张也是说：以情义为本，以辞藻为佐，和陆机差不了多少。东晋时，有李充作《翰林论》，宋时，有王微作《鸿宝》，颜延之作《论文》，他们的遗文都已不见只字，故这里不能说及（颜氏《庭诰》中有论文语，当非即所谓《论文》也）。

　　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也是一篇论文章的得失的大作，其主张仍是：“尝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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