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十五章佛教文学的输入

第十五章佛教文学的输入(1)

　　中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文学的输入——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四十二章经》——安世高、严佛调等——支谦与聂承远父子——南北朝佛教大盛的原因——这二百七十年间的翻译家——鸠摩罗什——昙无忏与《佛所行赞经》——佛陀跋陀罗——法显及其《佛国记》——拘那罗陀及所译《唯识论》等——佛典翻译的困难

　　一

　　中世纪文学史里的一件大事，便是佛教文学的输入。从佛教文学输入以后，我们的中世纪文学所经历的路线，便和前大不相同了。我们于有了许多伟大的翻译的作品以外，在音韵上，在故事的题材上，在典故成语上，多多少少的都受有佛教文学的影响。最后，且更拟仿着印度文学的“文体”而产生出好几种宏伟无比的新的文体出来。假如没有中、印的这个文学上的结婚，我们中世纪文学当绝不会是现在所见的那个样子的。关于佛教文学的影响，本章暂时不讲。我们在下文里将详述之。本章所讲的只是在六朝的时候，佛教文学输入中国的一段历史。

　　佛教文学的翻译事业，总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最早的翻译事业的开始，究竟在于何时，我们已不能知道。相传有汉明帝求法之说。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答楚王英诏里，已用了“浮屠”、“伊蒲塞”、“桑门”三个外来的名词，可见当时佛教的典籍已有人知道的了。相传最早的翻译的书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同来的竺法兰也译有几种经。但《四十二章经》只是编集佛教的精语以成之的，并不是翻译的书；其句法全学《老子》。这可见较早的介绍，只是一种提要式的译述；其文体也总是牺牲外来文学的特色以牵就本土的习惯的。

　　可考的最早的译者为汉末桓、灵时代（公元147年以后）的安世高、支曜、安玄、康巨、严佛调等。安世高为安息人，支曜为月支人，康巨为康居人，他们皆于此时来到洛阳，宣传佛教，所译皆小品。严佛调则为最早的汉人（临淮人）译者，和安玄合作，译有《维摩诘经》等。到了三国的时候，主要的译者若支谦、康曾会、维祗难、竺将炎等仍皆是外国人。

　　维祗难是天竺人，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到武昌，与竺将炎合译《昙钵经》（今名《法句经》），用四言、五言的诗体，来装载新输入的辞藻，像“假令尽寿命，勤事天下神，象马以祠天，不如行一慈”（《慈仁品》）；“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斩身，由其恶言”（《明哲品》），都给我们诗坛以清新的一种哲理诗的空气。支谦译经甚多，影响很大，在其中，以《阿弥陀经》、《维摩诘经》为最重要。谦本月支人而生于中国，故所译殊鲜“格格不入”之弊。西晋的时候，竺法护是最重要的译者。他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尝赴西域，带来许多梵经，译为汉文。《高僧传》说“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和他合作的有聂承远、道真父子二人。“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于古。”竺法护译文弘达欣畅，雍容清雅，未始非聂氏父子润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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