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上随笔(109)_章衣萍

一〇九

　　柏烈伟（S.H.Potevoy）先生来信，说“北平现在除了周作人先生之外，几乎找不到一个理想家或文学家。”想到周作人先生，我的衰弱的病的心中也充满了喜悦了。苦雨斋主人是我的师友中最可敬爱的人。戈尔特堡（1saac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实在可以拿来移赠周作人先生，虽然我们的周先生一定很谦逊地不承认，在中国，精研外国文学的渊博如周先生的是没有的，而且，也可以说，很少人如周先生的勤于执笔。他的小品散文可说是受了Charles Lamb, George Gissing，一流人的影响的，就是他的诗也一点不带中国旧诗词的传统气。《小河》一诗到如今还可以说新诗中的绝作。我说，周作人先生是一个“叛徒”，这因为周先生有爱打架的皮气，——新学者的拥护溥仪，新文人的侮辱女性，艺术家的“闹恋爱”，甚至于街头巷口的“狂”什么文豪的胡闹，这，于苦雨斋主人有什么关系呢？然而我们的周先生却不惜拿起笔来同他们斗，真是有爱打架的皮气，据说马裕藻先生也曾这样批评他。——然而，创造社的冯乃超却说他是“学托尔斯泰的卑污的说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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