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一束》和章衣萍

◆《情书一束》和章衣萍

　　温梓川^①

　　我和章衣萍认识是在一九二七年头。那时他在暨南大学当郑洪年校长的秘书。一星期兼了两节选修的《国学概论》。我和他的交情，却是介乎师友之间。起初我去旁听他的课，后来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虽然讲了两个多月的《国学概论》，后来却改讲《修辞学》。他说，《国学概论》没有什么讲头，也没有什么意思，尤其是在这个新时代，这门功课也只好当作常识而已，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倒不如改讲修辞学要切实一点，相信大家不致反对吧？大家听了既没有什么表示，也不置可否。他接着说：“那末既然如此，从此以后，我就开讲修辞学了。讲义下次上课时才补发吧。”于是他便滔滔不绝地讲授修辞学。后来这部厚厚的讲义，竟成了一部《修辞学讲话》的专书，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衣萍原是以《情书一束》成名。该书为短篇小说集，共收短篇九篇，初版时书名为《桃色的衣裳》，再版才改为《情书一束》。内容是描写一个三角恋爱的悲剧故事。其中有几封写得最好的情书，据说是出自那个“浙江暴动总司令”后来在杭州陆军监狱中被枪决的叶天底的手笔。在《桃色的衣裳》内，他叫“谢启瑞”。他原名叶天瑞，是杭州一师的学生，也是深受弘一法师的薰陶，在艺术方面最有成就的一个。离校后才改名叶天底。“情书一束”出版后，衣萍倒很会宣传，一时说是北大俄文教授柏伟烈给他译了俄文，一时又说已有了英法日的译本出世，甚至还在小报上登出了《情书一束》成了禁书的新闻，因此也就立刻不胫而走成为畅销书了。其实这些都是衣萍自己变的戏法；他为人倒是爽直天真，否则他在小说里决不会写出“我解下她的桃色的外衣，松下她的湖色的裤子，在她的小腹下亲了一个吻”来了。他的太太吴曙天女士，“桃色的衣裳”的女主角，也和他一样，在女作家群中胆子也很大。她写过一部《恋爱日记三种》，其中有一篇《恋爱日记》这样写：

　　十月十七日

　　晚上，我们照例睡得很早，一吃完晚饭就上床了。

　　我说：“我们是上海第一家睡得早的。”

　　他说：“睡得早好玩些。”

　　我说：“上帝叫你上床睡，没有叫你上床玩。”

　　他说：“上帝要有黑夜，是留了给人做秘密的事的。”

　　我说：“天下没有秘密的事。”

　　他说：“你敢当街××吗？”他真玩皮，我想打他，又打不下手。

　　三月三日

　　衣又有点病了，我自己也腹胀得不舒服。

　　我怕衣病，所以总是耽心着，不让他玩，他又像小孩一般地，有时非玩不可，我也没有法子了。

　　我觉得我的性欲很强，要不是肚子有病，我是会生孩子的。今天衣又在我的身上打滚，而且，说：我愿永远这样抱着。

　　我笑了，我说：“你不要太贪玩了吧，我希望你成就一个文豪，不是一个淫棍。”

　　他恼了，他说：“没有一个文豪不是淫棍的。”

　　他还说了许多弗劳乙德的学说，但我都不懂。我想，节制是重要的，性欲正同食欲一般，该有节制。

　　他欢喜KISS，说KISS比吃饭要紧。但是我想，吃饭当然要紧些；没有饭吃的人，KISS也没有味了。

　　他也笑了。

　　衣萍和她简直就是一对璧人，曙天的为人也很有风趣、天真、坦率；甚至坦率得口不遮拦与口不择言的地步。她执笔为文，对于夫妻床第的幽事，也时有露骨的描述，一点也不避讳。但是，如果以之比较今日坊间流行的黄色小说，却又含蓄得多，这倒是有关文艺修养的问题，不可以道里计的。

　　衣萍的文章最爱骂世，牢骚也最多。他是个玩世不恭的人，吃喝嫖赌，他都有一手。一点也不辟讳。甚至男女间的床头幽事也不隐瞒，绘声绘影，描述得淋漓尽至，和他闲聊也最为有趣。有一次我因为饮的酬酢，时间太晚，不能赶回真茹，便在南京路永安公司的大东旅社开了房间歇宿，衣萍和彭成慧闻风而至；他要叫局，结果叫来了一个“白牡丹”，他说是赵景深叫过的，没有什么意思。接着还像唐伯虎点秋香一般，开了一票又一票，先后叫来了好几个“风花雪月”，都不合适，真有点意兴阑珊。但他一时兴趣，却又大讲“嫖经”。

　　他说他比不上杨骚，据杨骚自己说，他在新加坡几年，就曾先后嫖过“诸色人等”的妓女，合计一百名以上，才回来找白薇，重圆旧梦的。

　　当邵洵美创刊《论语》半月刊时，衣萍也是发起人之一。创刊号一出版，列有戒条十则，其中第六条为：“不互相标榜，反对肉麻主义（避免一切如‘学者’‘诗人’‘我的朋友胡适之’等口调）。”这条戒条竟刺了章衣萍一记，因为“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就是在衣萍的文章里摘录出来的。因此衣萍怀恨终身。

　　他除了在创刊号的《论语》发表过一篇摘译昆西的“一个吸鸦片者的忏悔录”的《鸦片随笔》以外，再也没有文章在《论语》出现了。而他这句“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口调，也成了后来最流行的名句。

　　此外，他还有一句名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而致被人封为“摸屁股的诗人”的名号。其实这个“封号”，应该送给他的安徽绩溪同乡汪静之的。因为这句名句，原是汪诗人的创作，为衣萍录入他的《枕上随笔》内，外间人多不知底蕴，竟误认为衣萍所撰的诗句，真是冤柱。

　　衣萍对人相当诚恳，姚名达兄创办女子书店的动机，原是衣萍所引起的。外间人多误会为衣萍所创，其实他不过参加了五十元股份，我参加女子书店的股份还是改组为“有限公司”以后的事。名达兄倒很希望我为“女子书店”服务，协助他的太太黄心勉女士主编的《女子月刊》。衣萍也很赞成，但我觉得不合口胃，才没有答应下来，虽则那时的《女子月刊》销数相当可观，据说就有近万份之谱。后来心勉女士因为难产去世，这个担子也就落在姚名达兄的身上。

　　我南返之前，衣萍竭力主张留我在上海做事。他竟要介绍我进儿童书局，他说像我下笔那么勤快的人，交游又那么广阔，在上海亭子间里只消住他三二年，制造一些轰动社会的新闻，何愁不名满全国。诸如许钦文的“无妻之累”事件，只要胆大妄为，包管名成利就。我知道他是在发牢骚，也只好付之一笑。

　　衣萍早年因为穷，由中学到大学，从南到北都是半工半读的苦学生。胡适之和陶行知两位先生帮忙他也最多，尤其是胡适之先生。衣萍就曾为他抄写著作，一面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功课。他文章的语法和造句，和胡适之的也最相似，简洁流畅，尤其是短句应用得也最多，和胡适之的文章混淆，简直可以乱真。他这种文笔用于写儿童文学最为适合，我曾对他这样表示过，同时也希望他走儿童文学作家孙毓修的路子。他后来果然为儿童书局写了几十种历史人物等儿童读物，裨益小学生不少。

　　一九三六年春，衣萍应当时民政厅长王治宇之邀，举家由沪入川，任省府谘议。旋转任军校教官等职。他和太太吴曙天女士虽卜居成都，可是他却另营藏娇的金屋。那位小太太却有“锦城之花”的美誉。吴曙天原有鼓胀病，大腹便便，在抗战期间竟因此一病不起。“锦城之花”却在吴曙天去世之前，就已作了出墙红杏。不过，衣萍也并未久作鳏鱼，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冬，与广东南海伍玉仙女士缔婚。续弦夫人倒是名门闺秀，还替他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念天”，现在大概已长成为廿二、三岁的英俊青年了吧？

　　抗战胜利后，衣萍仍息影成都城效，从事著述；续弦夫人因省亲之故，于一九四七年三月间遄返广东南海县原籍，并拟先事布置，准备举家南迁。

　　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二日晚上八时许，衣萍由外间返寓吃晚饭，因嫌剩饭味劣，曾与佣妇白嫂吵架。白嫂后为他调制一碗他夙所喜食的酸辣蛋汤佐膳。食饭时，衣萍曾表示在最近期间要赴南海和夫人相聚，并说要追随他十年的老仆左昌贝同行。惟左表示不愿离川赴粤，致遭衣萍叱骂，责左仆毫无主仆情谊，并令左将所有衣物脱下，意欲驱逐之门外。左仆因深知衣萍性格，亦未置辩，却匿于室外。但衣萍仍闷闷不乐，致于浴室濯足时，气犹未平，濯足完毕，并拟卸衣就寝，不料竟因眩晕倒地。当时适值佣妇白嫂自外购物归来，忽闻扑通巨响，似为重物着地，急入内探视，才知是衣萍倒卧地上，口角流血，乃急唤衣萍的长女小萍连同扶掖上床。

　　唯衣萍喉管中痰涌不已，乃急令家人电召揣怡然医生诊视；揣医生因染恙，遣助手来诊。当医生抵达时，衣萍已气息奄奄，救治乏术，延至夜间十一时许，终因急性脑溢血症不治逝世，享年仅四十七岁。善后事悉由他的胞兄伯怀料理。衣萍本有肺病，可是却不死于肺病，而竟死于脑溢血，我相信服补多少都有关系。衣萍一生著作等身，已出版的著作达二十余种之多，但今日仍为世人所知的，恐怕也只有那部《情书一束》吧。

　　（原载1968年2月马来西亚《蕉风》第一八四期）

　　——摘自《文人的另一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1）

　　【注】

　　①温梓川（1911—1986）又名温玉舒，曾用笔名舒弟、于苍、丘山、秋郎、山叶、高汉、苹君、南洋伯、半峇峇等。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祖籍广东惠阳，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926年赴广州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1927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返回槟城，任《新报》副刊编辑。抗战胜利后，出任槟城《光华日报》副刊主编，同时在中学任教。1971年前后，任《光华日报》总编辑。

　　在国内期间，与郁达夫、曹聚仁、汪静之、章衣萍等一大批文坛师友交谊颇笃，并和鲁迅、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等也过从甚密。曾主编《槟榔月刊》，并开始文学创作，并以诗歌、小说、散文小品等创作在30年代沪上文坛崭露头角。作品散见于上海《开明》《语丝》《暨南校刊》《新时代》《文笔》等报刊。

　　赴南洋后，又写了大量作品载于新马各地报刊，其中最受读者关注的，有记叙上世纪20－40年代上海、马来亚文坛师友行迹的数十篇回忆文章，以及在吉隆坡《蕉风》月刊连载的长篇传记《郁达夫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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