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党报方法报告|张太雷

办理党报方法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

　　在要对于革命的报纸有所提议以前，必须对于各种革命的报纸有充分的明了。因为我不能直接读中文报，所知道的都是根据译文，当然不能十分确切，这是要请求原谅的，在我们读此地各种党报时，多感觉到对于地方消息很少注意。虽然关于全国的政治问题，以及京津沪粤的消息登载的很多，但如果我们想知道地方真实状况，则现在各种党报并不能充分供给材料给我们。所谓地方状况的，即是社会各部分，各团体生活状况，活动情形，和他们的各种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这一类的登载确是很少；即使有些登载也不过登载些各团体的决议以及一些表面的现象；对于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活动，和他们的种种切身问题，都不能深刻的代他们表现出来。“读者通信”对于这种的表现是很有效的，我们的报中这一项几乎是没有。总结起来说说现在各种党报有[所]表现的都是没有与民众间建设起亲密关系；所登载的反映人民生活的消息都是间断的，零碎的，并不能够将人民生活状况经常的，充分反映出来；也就是我们的报纸和一般民众的生活不发生很密切的关系。

　　因为消息不能反映人民生活，同时在报纸的时评中也就表现不出人民与报纸的亲密的关系。现在我们的党报都不能对于有组织社会中的要素加以注意，提出种种民众的切身问题而代为提出解决方法。譬如我昨天到兵工厂去参观，报纸上仅仅载出某某人到兵工厂去了是不够的，即使讲加上些不完全的某人讲了些什么话也是不够的，最要紧是要能将会场中空气和情形具体的描写出来。如昨日当场有一二人讲：“我们很愿意为国民政府去出力，去牺牲。但是现在每人每月工资只有八元，叫我们如何能饿着去出力，去牺牲”。我们便应当在时评中解释为什么政府只能给他们八元工资；并且应当指出政府可将不需要之靡费稍为节省，俾使工人生活稍得必要的改善——此地并不是说一定应当这样做，不过对此问题我应如此去宣传。编辑接到此项报告后，应立刻想到此工人工资情形是否真正不能维持生活，并打电话给厂长问明虚实。但如当政府委员昨天一点钟到汉阳时有许多兵士来欢迎，昨天天气很冷，这些兵士都是赤足穿着草鞋。我们应当很注意的问：他们为什么赤着足，为什么他们没有袜子穿，是政府没有钱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对这问题解释时不是要破坏政府的地位，而要使政府地位巩固，报纸的编辑对这些问题不会是完全没有知道而实在是没有加以注意，或者以为这些琐屑事情无关于三民主义，无关于革命大计，以为革命的问题只是些知识上的问题，和这些实际问题——如兵士赤足等——无关的。更有昨天工人说他们的要求已提出联席会议而久无回答，编辑接到此项报告应立即电讯联席会议秘书处是否如此，并问其久无回答的理由。这并不是干涉政府的行政，而是很正当的打听消息。又如现在湖北省党部全省代表大会正在开会，报纸上应以大会中意见和讨论的中心问题记载出来，做成评论，使读者一目了然。各党报上对此虽略有记载，但大会中重要意见报上并不能表现出来给民众看，这大概因为此次大会仅被视为一普通问题，故未予以特殊的地位和注意。湖北第二次全省工人代表大会，报纸上亦未将工人中的各种问题提出报上讨论，仅仅有开会记录和文件的发表是不够的。再其次，商业在社会上占很重要的地位，报纸上应当注意商业社会的各种情形；他们有些什么困难问题和他们问题发生的原因。他们每以为现在商业的困难是因为店员改善生活运动而发生，而不知道这不过是现在使商业上发生困难的很多原因中一个最小的。我们应当在报纸上将这些真正原因告知他们。应找到商界实业界银行界和国民党中要人来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找山商业困难的真原因，拿来在报上发表，或者有人反对我的意见，那便可以通信来讨论，最后总可以得到一个真确的结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报纸的责任便是要将种种真正原因指出来，并且不是今天作一篇文章便了，要经常的时刻注意，评论，要使一般社会上的人承认了我们的意见，抛弃了他们以为“工人改善生活运动是商业困难的原因”的错误观念方才罢手。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般人并没有真确的见解，也没有人将这些商业困难的真正原因告知他们，则日久必为这种流言所动而相信这些错观念是真实的。驻在各处的军队中人，更容易受此影响。

　　有许多人对农民运动多不满意，如果把相信农民运动是坏的一般人所说的一切对于农民运动的坏话综合起来，并不见得农民运动怎样的要不得。现在谣言很多，同时便发现有反对农民运动的倾向，将来这种倾向一定和民众运动发生冲突，在党报上应当详细解释农民运动的真相，意义，必要和利益告知民众。我们要将徧[偏]见放开，平心来批评农民运动。我们先问我们给了些什么与农民？我们讲过很多，解除他们的痛苦，增进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所给了他们的只是组织的权利。组织起来做什么？当然不是作装饰品来商谈政治，他们立刻要利用这个组织起来作改善自身利益的运动，这运动便不免和地主绅士冲突，有许多问题在西洋的农民一百年前早已做到，但在现在的中国，农民一提起这种要求来就不免与地主发生冲突。如同地主量租的斗斛，总是一年大起一年，如果农民起来向地主质问，便立刻会发生冲突。但是度量衡要统一，这在欧美各国已早就成为当然的事了。这种我们要问政府和省政府曾否下令规定划一的量制？没有的，政府给了农民的仅是组织权，这在农民便是改良生产权，但农民刚刚提出改良生产的要求，便立刻和旧的剥削制度冲突，县行政和乡村行政仍旧一些没有改良，但农民却已组织有力量的团体，这如何能避免冲突？如同限制重利盘剥的问题，政府曾经下过如超乎一分利息以上即为重利盘剥的明令没有？没有的；实际上许多地方农民纳的利息甚至到五分，十分以上。这并不是来批评政府，只是找些不应对农民运动加以非难的理由。政府欲避乡衬中种种冲突，只有自动的使农民〈从〉多年的剥削制度之下解放出来。农民的种种痛苦从满清到现在一点也不曾减除，我们现在要准备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农民一切痛苦的解除要等我们攻到北京，统一全国以后，这完全是无意识的话，革命运动不是机械的，而是一个动的过程。革命势力的发展和人民压迫的减少成正比例，农民痛苦的解除程度就是革命势力进展的程度。

　　现在许多同志对于建国大纲中所谓的军政时期有很大误解。他们以为在军事时期中，民众不应当有所活动，甚至于不应当讲话，所应当有的只是军事行动。谁敢说，总理规定军政时期的用[思]想是这样的？谁这样想，谁是错误的。记得当总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国大纲草案时，同时他也提出大会宣言中的政纲，这政纲是他自己作主席来讨论的，他自己来签字的。这个政纲里面讲，要中国革命成功必须农民工人来参加革命，要他们来参加革命必须先改良他们的生活。如果建国大纲中的军政时期是那样解释，何以在同一大会中又有这样政纲之规定？实则此二者完全是相辅而不相悖，仅根据对大纲的误解而非难大会宣言中的政纲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全集已出版的有三十余册，仅仅根据其中的一页或一句话，或者亦可以硬叫列宁是反革命者，如果单单为适合个人的私意来做的时候。谁敢否认第一次大会中总理亲自作主席时讨论的决议？谁敢来否认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建国大纲，我们不能丢掉一个而断章取义的曲解其他一个，从这里可以晓得乡村中农民运动便是执行我们保护农工政策的结果。在规定此政策时已然晓得一定有现在种种现象发生，但是必须使农工生活得以改善然后才能使他们很勇敢的来参加革命。党报的责任便是要说明现在乡村中种种现象的真相，意义和原因。有一般人对于农民运动很气愤的，我们应详细替他解释消其愤懑。使他们知道这是我们政策的结果，乡村中有激烈的运动，是因我们不替他们解决，于是农民群众自己依照群众的方法与手段自动的来解决。这样当然免不了有过分的地方。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不能责备农民的。政府自动的改善农民生活，农民就不会有过分的行动了。因为农民受着这很重的压迫，你不经常的领导他们解放则运动势必愈激烈的。如依我党政纲去解除农民的痛苦则运动自然和平。有些人以为工农运动的发生是因为有些捣乱分子的煽动，只要除去这些捣乱分子便不会有农工运动的存在，这种观念是极端错误，错误得与香港总督以及保守党的报纸《每日新闻》一样，简直是不明白中国的情形。这种是绝对无意识的。假使他们没有很迫切的切身痛苦存在，现在中国如何会有千百万风起云涌的农工运动，这如何能说是个人煽动的结果？党报上不仅要指出这种观念的错误，只说他们不明了中国的情形是不够的，应该拿种种具体的问题提出来。如同农民的痛苦总有五十种，报纸应当从乡农民协会，县农民协会等处，披[搜]集这一类的事实材料，在报上来宣布，然后指明这些痛苦的来源和解决的方法。如查政府不替他们来解除，他们便要自己来解决，这样他们便不免做出些错误来。俄国某报在乡村中有六万通信员，所以他们能有很确切的从农民那里描写乡村生活的真相，我们一时自然不能希望这样大，但也要渐渐的有许多人做这项的调查。

　　总结起来说，报纸第一，要有丰富而且真确的具体的事意。第二，根据这些事实以真确的意见作评论。评论不要零碎的，偶然，要经常的，有系统的。

　　有人讲报纸是公正不偏袒的，实际上没有这样一回事。一切报纸都是偏袒的，是社会中各团体利益宣传的工具。这一点各报都是一样，只是办理得有好有坏而已。国民党的党报应该宣传革命的主义和政纲，但这绝不是如鹦鹉般教一句学一句而已，我们应当依据主义和政纲来搜集事实，并且根据这些事实来作评论。今天所报告的绝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要使我们党报不是代表个人的意思，而是代表中国现代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应当使读者明了且来加入这个斗争。我们的党是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党，报纸应成为各重要社会阶级——工农商学联合的宣传工具。将他们的宣传问题充分披露出来并予以解答。这不仅是地方的党报应当如此，全国的党报也应当如此。

　　(1)原载《鲍顾问演讲集》，张太雷口译，瞿景白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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