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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之演说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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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 同志们！今天我们花费一些时间来讲一讲党的状况与中国现状的关系。在历来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中间，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需要党的领导的，但是有许多同志对于蓬勃的群众运动非常乐观，而对于党的现状则很悲观。同志们所以有这种观念，是因为事实已经给我们看到，党不在运动的前面，而在运动的后面，党所做的事情是跟在群众的后面，而没有站到群众的前面领导群众向前进行。现在党有很大的宣传煽动的机会做一个国民革命的革命原理的宣传机关，如其能仅仅做到这一地步，本来已经是做了很大的工作了，即如唤起民众，在我们领土之内是已经做到，在敌人范围中也发生了作用，使他们的势力瓦解。不过我们要说党已经是真能够领导革命的政党，现在还说不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及最近之中央各省联席会议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等等，这些决议都没有能够整个儿的执行，使他们实现，党也没有确切的方法来执行，没有使他实施的办法。至于各省的省党部，湖北的广东的以及其他的，都是以自己的认识，自己的意见来执行一切的事情。有时在早晨可以从报纸上见到可惊骇的事情在国民政府领土上面发生，骤睹之下，简直不能知道从何而来的；譬如广东忽然有四条专门对付工人的决议，这种决议会使革命变卦，开一个新时期，辟一个新局面。我们自粤动身来此，经过江西省的十三个县治，十三个县的党部，尽不相同，各做各的，都是照着各自的意见去做事，很显然的可以见到党没有统一的指导各级党部。谁都不能说象现在这种各顾各的情形可以算是党有统一的指挥权，能够指挥其所属各级党部的行动的。国民党不能指挥军队与政府。整个的国民革命没有将各种不同的组织集合起来，这各种不同的组织各行其是地在各地做他们的宜传工作。 诸位是从湖北各县份来到此地，你们是各地负责任的同志，自然知道自己从北伐以来，接到多少党的训令，关于各方面的工人农民军事等等以及其他各种运动的报告。你们自己是负着什么责任，尽的什么义务，有的什么权利，是否能监督全党的行动？你们如其这样自问，你们得到的回答，必定是没有什么责任，没有尽什么义务，也没有权利，更没有能监督全党的行动。不仅是湖北，其他各省都有这种同样的情形。 这样情势的党，只可以说是一个宣传机关，而不能说是一个领导国民革命的党。或者有些同志以为党本来只是一个宣传的机关，但是我的观念不同。在改组的时候——民国十三年一月一日——是要使党成为中国国民革命领导的机关，中山先生是非常赞成这个意见的；本来如其不是为了要使党成为一个革命领导的党，又何必改组，因为在改组以前党是有在那里，主义也有在那里；在改组以前用了许多的力量与反对改组的人作了很长久的奋斗，如其目的仍只是如此，那又何必做那些无谓的奋斗。到现在三年之后依然如此，好象我们的改组是白花了力气。党是应该决定乡政府，县政府，省政府，国民政府应该如何进行。这样的议决案与原则是有的。但是在实际政策上，政治上，是否党在指导？党是否〈知〉道收多少税？党是否知道收的钱用在什么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党究竟有多少权力？我们的党有革命的理论，有革命的主义，有过去的历史，有伟大的领袖——孙中山先生，他不仅是中国的，并且是全世界的领袖，有打倒满清政府的功绩，这些在民族革命世界革命之中，都是非常光荣的，在全世界工农群众中也得到了很光荣的赞美的。这许多历史，理论，主义，功绩，使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很激烈的运动起来，使敌人畏惧。然而我们目前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党，是否实际指挥各种运动以及政府的政策。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是非常的发展，党的权力比较起来却是缩小。党一定要有真正的权力；他不仅是煽动和宣传，是要有指导与决定的权力。 诸位是负责任的同志，我是以看到的实际情形告诉诸同志。我坐下来细细地想中国革命的时候，觉得打倒孙传芳打倒张作霖是不值得一想，因为很容易，他们自身在那里瓦解，打倒他们不过象将一个妨碍手足的尸首搬掉，这是容易的；值得想的，是如何将四万万的人民革命化，即拿何种水门汀，可以使所有的人民粘合到一处。现在的情形，连素称革命根据地的那一省，都有人怀疑这一省已经靠不住了！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的国民党，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在我们改组的时候所希望的是仅仅要他成为一个宣传机关的呢，还是要他成为一个革命运动领导机关？是否只要党任革命的秘书处的工作，还要他做领导的工作？是否只要党做政府的一部分，还是要他做政府的主人？是不是只要党拿千百块钱去做宣传的工作，还是要他确实去领导革命？这是我们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要我们回答的是：为什么党不统一不团结？如其党内不自己团结起来，对于国民革命有一致的意见，不能站在一个重要的地位，领导革命的群众，就不能做一个革命的领导者。如其我们对于现在的现状，党处在这种秘书处的地位，满意了，那末，无话可说。如其不是这样，想使党成为国民革命的领导，那必定要想一个方法使党对于革命问题有一致的意见，树立起领导者的地位。是否能够有一致的意见？我说是能够的。我是相信党一定能够对于革命根本的问题有一个一致的意见，虽然不会有百分之一百，但定有百分之九十九是能够的，是有大多数可以一致的，至于少数反对者，自然有革命潮流会淘汰他，自然有革命的裁判会对付他。 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是立一个新的基础，使政治，经济，教育……个〈个〉建设新的局面，从满清以至民国十五年来的一切，都建筑于旧的基础上面，现在要换一〈个〉新的基础。对于中国要建立一个新的基础，这一点大家是可以同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旧的基础上要消灭军阀及建设一个新的政府是不可能，而必定要有新的基础。对于这一个意见必定是一致赞成。我们党判断一个人的革命或是反革命，是在赞不赞成建设新的基础，赞成的是革命的，不赞成的是不革命的。什么人赞成这个主张？工业家，商人，本国银行家，工人，农民，学生及教职员都赞成这个主张；这些赞成的各阶级是中国社会的重要阶级。哪些人反对这个主张？地主、绅士、官僚、军阀，（这是旧时代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他们还在希望有专制的皇帝起来，早些恢复专制制度，这些人历史已注定了他们死的命运），这些人是反对这一个建设新基础的主张的。地主、绅士、官僚、军阀，这些反对的人们，历史已注定他们非消灭不可；赞成的人们历史已给与他们以新的生命和使命。我们不要误会在第一部分赞成的人们里面，是没有利益的差别的，或是以为第二部分反对的人们里面没有冲突；两方面都是有的，但是在革命一般的观点上，两方面都能全体注意到一个整个的目标。第一部分工、农、商、学、工业家、银行家等赞成建设新的基础新的国家的，后一部分地主绅士军阀等等是反对的，这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别。两部的人自己内面都有利益的不同，但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第一部是革命的民主势力，第二部是反革命的反动势力。革命民主势力中有一致的可能，所以建立新的基础，新的国家是必然可能的。 革命的民主势力如何能打倒反革命的反动势力，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第一革命的民主势力之中要有一致，再要明白反动势力不仅仅是用武力所能消灭的，武力打败他是可能，消灭他是不可能，如其要消灭他必然要做社会经济革命：社会经济革命才能够消灭旧社会的基础。旧社会的基础，就是反革命势力的基础。是什么基础？反革命的经济基础，就是农民被剥削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中国四万万人民有三万万的农民受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他们如种出一百担谷，要有五十担甚至六十五担被人拿去。拿去的方式，种种不同，纳税、交租、苛捐、勒索、高利贷；这是中古时代社会的基础，封建社会的基础，这是以前皇帝时代，满清政府及民国以来军阀政府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面是不能希望工商业发达，不能希望有好的财政现象；近代的社会是不能在这一个中古式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此种旧社会的基础必定要打倒。如其我们问一个工业家，问他是否希望工业发达，他一定回答赞成的，希望多开工厂。原料中国是很丰富，所要的还有市场。市场有两种，国内的与国外的，国外的市场中国是不会得到的，只有国内的市场。国内的市场在什么地方，在三万万农民的身上，如农民不买货物，还有多少人买？现在这三万万的农民非常贫穷，他们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五被反革命势力取去，使中国的工业能有市场必定要将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的剥削夺回交还农民，如此工商业才能发展。反革命者在农民那里剥削去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没有给农民一些利益。农民取回了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他便可以到城市中来买他所需要的东西，工业商业都会因此受益，农民自己也能得到好处。取消了旧的基础才可以建立新的基础而使工业发展。至于工业家能否了解这个意思，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你叫工业家来对他说的时候，他一定说这是共产主义，我不管。我们不要管工业家如何，我们做去，到将来他们会知道，将要对我们说：“这是你们所赐与的，以前我不懂得，太蠢了！”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甲克宾党如到街上去讲，法国应该解放农民，工商业家都不会赞成。他们不去空讲，他们切实去做，解放了农民，后来法国的资产阶级就很感谢甲克宾党，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建筑一个碑纪念甲克宾党。或有人说法国有大地主，中国只有小地主，中国与法国不尽相同的。这种辩论是没有价值的，中国农民所受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的剥削是事实，农民自己所剩有的仅仅是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五十，对于这个能不能否认呢！不能！这种反革命的基础就应该打倒，而后可以建立新的革命的基地。我们叫一个共产党人来问，“你是不是希望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要大家能够有吃有穿的，共产主义第一是要富，每个农民有田，不用卖出一担谷要挑百十里路，要能一出门就有火车，这定要很富才能行。共产主义在俄国都没有实现，要到电气化了才做得到。中国没有一个人主张就实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希望发展工业，资本家也是希望发展工业，目的相同，大家都以为废除对于农民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五的剥削是必要的，不然不论是共产主义或是资本主义都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者与资本家不管是怎样的冤家对头，在这一点上历史是要他们在一处。我所举的是革命势力中最相反的两部分，他们且必需在一处，要有一致的主张，其他更不用说了。商民助农民解放了是有利的，买货的人一定多起来；学生也不会反对，因为教育亦可能发展；工人当然赞成；所有革命的民主势力都赞成。农民是在半奴隶的状况之下，他做出来的一半生产品是为别人做的，这种半奴隶的制度要根本铲除。在这一个问题，国民党人不可退缩，要站到前面去做领导，如不去领导，两三年后群众将要自动的起来，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干了，杀人放火等等。国民党到那个时候将怎样呢？是不是咒骂他们呢？如其农民运动被军阀打了下去，中国将要象坟山墓地一样的沉默，是否我们国民党将建筑于这墓地上？国民党是要建筑于三万万农民身上的。现在国民党有决议：在乡村中建立乡村的农民政府，在城市里面建立民主的县政府，省建立革命的省政府，以及全国要建立革命的民主势力的国民政府。这许多政府他们的基础都建筑在乡村农民政府上面，他们的基础在解放了的农民，自由的农民身上。国民党内是否有一致的意见对于这一个革命问题？如其有的，那就可以去掉他的秘书处的工作，可以担任起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的责任。这次的大会应使湖北省党部成为湖北农民的保护者，湖北农民的救星，湖北省党部就可以有更广大的基础，有很大的权力，并没有那一个能够抵抗。如其湖北农民解放了，那末，湖北的工商业一定发达，财政也必定好起来，所有湖北的重要问题，都要由湖北省党部的同意与决议，诸位不仅对于湖北负这个使命了，并应对全国负起责任，使全国都能如此执行。 第二件事国民党能否有一致意见的就是对付劳工问题。工人为改善生活而要革命，改善生活是工人所必要的。所要使工人知道的是工人的完全解放，不是现在所能做到，要在中国民族解放的问题根本解决之后，帝国主义军阀打倒之后，工人才能有根本的解决[放]。再现在中国的劳资两方面不是绝对的，大家有可让步与合议的地方。对于工人的要求不能完全否认，或是发怒，骂工人是流氓，说他们妨碍财政商业，实际上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状况中工人对于财政商业不能发生多少影响。所以劳资两方面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合议的，可妥协的，对于这一点大家是可以同意的，工人的改善是必要的。 第三点应该同意的是革命不是机械的，也不是投一个片子到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接见一下可以算事的，或嘴里答应就算事的。不能是对于任何问题不是不答复反而发怒。或者有人说农会中有土匪，因此大大的怀疑农民运动，实际这是没有多大的问题，现在都是才从军阀压迫之下出来的，在热烈的运动中，又没有经验，当然难免有混入的是不能防止的。我们不可以以为拿了名片来见我们都是好的，恐怕他们之中或者真有土匪头儿在里面都说不定。武装的军队以刀去刺死敌人，他们也被敌人刺死，使孙传芳见了害怕。我们何以对于军阀这样的勇猛，对于他的基础却很有礼貌而不愿意拿刺刀去刺他们了。我们从广东到武昌的路上杀了很〈多〉军阀军队，因为他们阻碍革命；可是对于大人先生，他们是剥削农民的，在他们的身上有孙传芳的，吴佩孚的，张作霖的委任状，或许是有一张国民党的党证，他们同样是阻碍革命的，我们却拿一个指去碰他们一碰都不敢，但是军队阻碍我就要杀，这样看起来公道与正义何在！我希望诸位对于剥削农民的用刺刀去刺死他，刺死反革命的基础，如象刺吴佩孚的军队一样，这样国民〈党〉才不至于落后，不然是要落在后面赶不上去了。所以国民党对于取消中古式的基础要坚决的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要采取革命中对付反对派的手段，我所说第三点就是对革命要有决心，能采取果断的手段，这是应该同意的。 对于以上三点，中国的工业家、商人、工人、农民、学生都希望的，国民党对于这个要有一致的意见，然后能够领导革命的运动。还有补充的意见，党既对于这个有了一致的意见，更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最高机关，真能实行以上三件事情的。各位要细细估量这三件事，注意中央委员会能否执行此三件事，特别在革命时期内要能确实执行。总结起来就是农民的解放，工人生活的改良，解决问题必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如此使不至于落后而能够领导革命的运动。我们要使党的中央在国民革命中占有领导的地位，这个中央为全党所拥护，为群众所拥护。因为党对于解决土地问题，铲除旧基础，对于劳工问题，对付反革命派三件事不一致，于是成了一个秘书处的样子，不是一个政党，领导革命的党，现在如再不注意〈以〉上三点和补充的一点一致起来，我不知道将怎样能完成革命。在历史上这时候是最好的机会了。这些话我到处都是如此的说，不论在广东、江西、湖北我都主张对于土地问题，农工问题，坚决的用强力处置一切，强健中央党部四点，大家都有一致的意见；这样才可以使党站到领导的地位。希望对几点有一个决议，下次全国大会上，湖北的代表应该活动，使全国都赞成这个意见，今天我的结论有两点： （一）打倒反革命派基础； （二）建设新的革命的民主主义政府。 湖北省党须是一个推动力，使国民党成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真正领袖，站到革命运动的前线去。 (1)原载《鲍顾问演讲集》，张太雷口译，瞿景白笔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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