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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攻下后之国内外形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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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自武汉攻下后,中国历史上又开始了新的一章。中国政局上一个重要原子——吴佩孚的势力,已完全消灭了,因此不仅是中国国内势力的平衡发生了重大变动,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的平衡亦跟着起了变化,因为武汉之下与吴佩孚之倒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强固堡垒的崩坏。武汉攻下在中国政局上更有一种重大的意义,就是,一变中国以前军阀与军阀间之武装斗争形势而为反帝国主义武力与帝国主义雇用的武力间之武装斗争形势。因为以前中国主要的战争都是两大军阀间之战争,如直皖,直奉战争,或多数小军阀联合以对抗大军阀之战争,如西南对抗段祺瑞武力统一之战争;虽然南方反帝国主义的武力的存在已经有好久,不断地与北方军阀斗争,但直到武汉攻下以前,在事实上反帝国主义武力并没有能与军阀武力排列阵势,两相对垒,那时,反帝国主义武力只在偏安一隅力争自存而已。到现在,这形势完全变更了:反帝国主义的武力已直达长江流域,伸入中国中部,非特西南各小军旅来归,国民政府奄有西南各省,并且西北国民军将从陕晋直贯豫省而与武汉北伐军相衔接,如是,反帝国主义武力已将完成其自西北至西南之阵线,以与东部沿海岸一带之帝国主义雇用的武力——张作霖、孙传芳的武力相抗衡。中国的武装斗争,非特在战略上由南北对抗而改为东西相抗,并且在性质上亦完全变更为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现在时局这种重大变化之中,中国国内各派势力都须重定自己的政策及对外的关系,有的得着了发展机会,有的发生了空前的恐慌;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亦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的想乘机尽量发展,有的正拼命防止其在华势力之衰落。革命党人及民众一定要知道中国各重要武力之倾向与主要帝国主义国之对华政策,然后才能有应付的可能。革命势力虽然总没有象今天这样好的发展的机会,但是亦总没有象今天这样危险的形势;因此知道我们敌人对付我们的策略及自己势力发展的程度,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一、张孙军阀之计划 先说孙传芳。在武汉未攻下以前,孙传芳已决定帮助吴佩孚打广东,一方面以苏浙皖两三万军队入江西,由江西西北之修水铜鼓方面攻湖南之平江,浏阳,更进取岳州与吴佩孚军队夹击北伐军,一方面以一二万闽军攻潮汕,以捣乱北伐军之后方。孙传芳,照他自己的利益打算,本应不加入战涡才是,因为如孙军与粤方冲突,正给张宗昌乘虚南下复仇之机会,但是为甚么孙又要加入战争呢?大概孙传芳受了下列的影响。第一,英国帝国主义因要孙传芳救吴佩孚,所以威逼及利诱孙传芳攻粤湘,英国一方面对孙担保奉军不攻苏,一方面允供给饷械。第二,北洋派军阀想维持其系统,明知吴不能再起,故欲扶孙以继吴,传说吴曾电孙,如孙出兵愿以北洋领袖资格让孙,这话恐有几分真实。第三,国民党已被开除或失意之右派党员,都集中在孙传芳处,代为画策,告之以广东内部空虚情形,自愿并担任内应,反动派此种献媚,不免使孙传芳动心。第四,一般反赤宣传,当然对孙亦有多少之影响。有以上种种原因,于是孙传芳便定下动员令对湘粤取攻势,并同时封闭江浙赣党部与逮捕国民党革命党员以示决心。如果孙传芳截断北伐军后路及摇动广东基础之计划能早日实现,对于国民政府未始不是一种极大的危险,但是孙传芳的军队的动作太慢了一点,或者可说北伐军进行太快了一点。当广州传闻北伐军占领武汉表示庆祝时,香港英报警告我们道:据十二分可靠消息,北伐军将有受两面夹攻之危险,北伐军决无归来之日矣。英帝国主义确与吴孙预定下这毒辣阴谋,但是不知北伐军亦有李逵之神勇并有神行太保戴宗的甲马绑在脚上,其结果吴佩孚号称十五万大军经不得北伐军的几斧头,就退出汉口汉阳,而孙传芳急忙调兵遣将,终赶不上神行的北伐军。北伐军进取武汉之迅速,给英国与孙吴所定之计划以根本打击,令孙传芳大惊失色。夹攻他人的圈套,现在倒要落在自己头上了;因一方面已派去江西之军队要单独担当乘胜东向的北伐军,一方面江苏防军减少有被张宗昌袭击之可能。现在孙传芳陷于极因难的地位:既然有这危险的感觉而且在江西前敌不利,于是有向国民政府表示愿和的意思;但是奉天方面竭力怂恿孙传芳攻粤,并声明决不攻苏,帝国主义则继续压迫张孙联合以共同对付国民政府。 再讲到张作霖的计划。奉军自从国民军退出张家口后,已无被攻击之虑,自吴佩孚南下后,直隶已成为奉军独有地盘。张作霖对北伐军攻武汉取坐视态度,吴佩孚失败可以消灭其目前的竞争者,北伐军败亦可少一个将来的强敌。所以虽有英帝国主义竭力设法使张作霖出兵援助吴佩孚,张作霖仍是采取中立态度。但是自从武汉下后,吴佩孚大势已去,北伐军势力将伸入河南与国民军衔接,此时奉军中就很自然地发生援吴的问题。但是亦有主张取得江浙富饶区域以救目前财政及报前次战败之仇者。现在奉方的政策似是催促孙传芳与国民政府大战,然后自己收渔翁之利。孙传芳阻碍奉军的发展,所以不论表面上奉方对孙取何态度,奉方必须取得苏皖;奉票价低将成废纸,奉军人数总在六十万以上,不得江苏上海,奉方不能解决其财政困难。如北伐军至湖北边疆而止,暂时不入河南,奉军亦不愿在现时与国民政府冲突白卖气力来救援将亡的吴佩孚,奉军中不乏智者,恐不会如此做法罢。 国民政府以前对孙的政策是取和平,因在武汉未下前攻孙,恐增厚吴佩孚势力而分散自己的实力。所以一直对江西取守势,直至吴佩孚军队已失其抵抗能力时,才对江西下总攻击令。就是对江西攻击,然对孙仍取和平政策,因江西无论如何非取不可,不然北伐军自鄂至粤数千里的战线窄而且长,时有被截断之危险,如孙愿让出江西,国民政府现时并无攻孙之必要。所以与孙言和尚有可能。国民政府对奉以前及现在均依远交近攻原则取联络政策,与奉联络政策在目前为尤要。因英国帝国主义及反动政客确在进行联合孙张向国民政府进攻之工夫。如果他们的奸计成功,对于国民政府未始不是一大患。因此打破张孙的联合,实应为国民政府目前应付北方军阀策略之基点。 二、英美的态度 英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最显明没有的了。英国伦敦政府报,上海香港等处的英国报,都告诉我们说:英国将用兵舰实行其干涉政策。 英兵舰在广州汕头之横行及在万县之屠杀,更使个个人感觉到英帝国主义现在是采实行干涉的政策。为甚么英国要采直接行动呢?自从五卅运动以来,特别在广东,英帝国主义受中国民族运动的重大的打击,而他所雇用的工具在广东是完全失败了,广东一年半的排英运动,把英国在南中国的商业完全停顿,把英国在远东的商业中心香港弄成荒岛,英国在广东丧失其一切政治上经济上之特权。现在他多年豢养的吴佩孚,他在中国中部的工具,被打倒了,英国在中国中部之商业中心又落到了排英的国民政府手里去了——如此,英帝国那有不慌张呢?间接的工具既然不可靠,而自己在华的利益发生了极大危险,英帝国主义于是采取了这最后的办法——兵舰的直接行动。英国的反动政府竭力鼓吹干涉中国,乘英国议会停会期间中,无所钳制,想实行其传统的兵舰政策于中国,现已添派兵舰启程赴华。目前英帝国主义正找机会以图达到目的。在万县虽然有了机会,但除了屠杀许多人民外,不能破坏国民运动之奸计,反徒增加中国国民运动之热度及暴露其兵舰政策之野蛮而无效。在国民革命基础及有多年革命经验之广东,英帝国主义实难找得合意之良好机会。以坚定的避免冲突的政策对待英帝国主义之兵舰政策,同时利用英国兵舰政策实施的事实,做广大的反英宣传,以扩大与增厉全国的反英运动——如此,不难打倒英国之炮舰政策。 为甚么英国政府现在才决定采用直接干涉中国的政策?不是英国受厄于广东已有一年半了吗?这是因为英国以前没有得到其他列强特别是日美的同意,所以他不能单独行动。日美对于广东排英货非常之欢迎,以前广东很少日本美国的货品,现在日美货品已畅销于两广了,日美的船只已停满了广州港口。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素以孤立英国为目的,对于日美特别给以经商的便利。这并不是说民众应该对日美亲善,因此不能做反日反美的宣传,因同是帝国主义有何可分别优劣,不过,因为在广东方面反帝国主义战线以英国为主要目的物,为抵抗此目的敌起见,应利用敌军内部之利益冲突。因为孤立英国之外交政策,英国忍耐了一年又半。英国在此时间中努力向日美疏通,请他们共同行动,其结果英国并未能得日美对华共同行动之许可,惟对英之单独行动或可不干涉耳,这亦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因日本外务大臣最近曾有“对华取中立”之声明,美国驻华公使亦有同样之声明。日美虽有此种取中立之表示,但是如果日美见国民政府此次之发展,对他们有利无害,他们还是不愿英国干涉中国而恢复其势力。于日本朝日新闻九月十日之社论,可见一斑:“如长江一带尽归北伐军势力范围,英国之痛苦更不堪问。英国政府与报纸常唱干涉中国论调,惟今日唱言干涉,事实上不能办到,时局必待中国自身之解决。而武汉陷落,第一为吴佩孚之致命伤,第二为英国之痛心史。若香港罢工不能解决,恐杯葛主义又实现于武汉矣。” 又当英国驻华公使赴奉时,美国公使启程南下,不日抵粤。美公使来粤之目的,不外欲知悉国民政府此次胜利后,采取何种外交政策,对美投资商业及教会取何态度。所以如果国民政府能继续以前拉开日美而孤立英国之外交政策,并更进一层而实行以前维持和平保护商业之对外宣言,那就不怕日美不接近国民政府,而英国即欲单独行动干涉中国,亦无所施其技矣。坚持反帝国主义的主张而绝对不向帝国主义屈服,更灵妙运用政策以帝国主义各国间之利害冲突,而为民族革命之利益——这应是革命的外交之南针。 三、反帝国主义武力之联合战线 武汉攻下,在中国的历史上表示,袁世凯以来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已坏溃,将让位于新式的武力——反帝国主义武力的统治。反帝国主义势力的时期已经开始了。反帝国主义武力的武力,目前已及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湖北,甘肃,陕西与绥远,并将及于江西与山西,并在河南与四川亦有一部分势力。试翻开地图一看,反帝国主义势力之版图已将占全国之半;这各省的反帝国主义势力现在都联合在一个国民政府之下。这国民政府将率领这些反帝国主义武力以与帝国主义雇用之武力相抗衡。这一条战线自从西北之绥远甘肃一直至西南之两广。国民军既放弃了张家口,现已改变战略,分两路进攻山西陕西,闻已占领西安府并正攻打太原府,以后如能占得河南,则此长条战线完全成立,待实力已预备充分,再向东面海岸进逼。太平运动之失败即因他没有集合充分的势力即向上海方面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国民军前次退出京津,亦即因为自己势力不足与帝国主义直接抵抗,如不退即有全军没灭之危险。所以现在虽然在中国反帝国主义势力的时期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到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时期,如果现在立刻即向京津宁沪进攻,则势必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帝国主义必拼命直接帮助张孙,李鸿章用洋兵打败洪杨[1]之事不免又要重演一次。在现今这时期中(江西下后),应该积聚反帝国主义势力的实力,巩固占领各省的基础,发展全国的民众运动及其组织;待实力已准备充足,各省已确有巩固基础,军队已不是孤零的军队,而是有民众实力做后盾的先锋,进可攻,退可守,无一蹶不振之危险,那时不仅是占有地的民众一致行动,更是全民族与帝国主义实行总攻击。这斗争的结果,军阀将被完全扫灭,某帝国主义[2]比较乖巧或因为我方外交策略的结果,未加入战涡,并愿承认中国的独立(因为中国独立对他反有投资通商更多的机会),更有某帝国主义[3]与中国全国势力战争而失败,暂时与中国断绝邦交,那时中国将设立统一的政府,苏俄及各国革命势力将大规模的援助中国的运动及承认中国的政府——这样讲下去,未免讲得太远了,不过,上面所说,的确表示中国国民革命现在与将来的战略上的形势与步骤。 但是要达到这个准备实力,强固基础,组织民众的时期之终结,及向帝国主义势力实行总攻击之开始,这并不是一个极短促的时间内,轻易所可做到的。在这时期中间,尚需要更大与更多的努力与牺牲。 革命党人及民众在这反帝国主义势力统治的时期中,有一件事须特别注意的,就是认清这反帝国主义武力的性质。自从五卅运动后,中国民众的势力已经产生了一种新式的武力,这种势力的特性是反对帝国主义,有纪律,知道要依靠民众势力。自五卅以来,有一班进步的军阀,一方面见帝国主义的残暴,一方面见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涨;他们知道旧军阀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非特受唾骂,并且是靠不住的,他们更看见,民众力量可以帮助他们势力发展。如果他们站在民众方面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非特可增加自己的势力,并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欢迎与革命的荣誉。因此他决定加入以反帝国主义旗子号召的与代表人民的国民政府。他们立志要做革命的军人,所以他们的军队一定要有纪律,他们一定要注重党务,让他们治下的民众组织起来。但是到底他们还没有能了解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根本意义,他们还没有懂得民众运动的意义,所以有时他们见了自己统治下之民众运动的高潮不觉恐惧起来了,特别责骂工农运动。他们固然知道民众有势力,但是不知道去领导或帮助其发展,而想御用民众,想民众运动能依了他们自己的意思发展,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最重要的危险就在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愿民众真正成为统治他们的势力,而愿民众成为被他们所统治的百姓。现在当北伐胜利,此等武力的势力已有长足的发展,自己势力愈大则愈易轻视民众,因此民众运动愈有受抑制的可能,如广西梧州军队最近无辜枪毙工人三名,即是一例。总之在这一时期中民众不可无条件的信任这班新式的武力,但是同时又要认清,他们是反帝国主义的,他们是要依赖民众势力的,如果民众势力能够超过他们的势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现时亦占重要的地位,他们亦有屈服于民众而成为民众武力之可能。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及民众的责任就是怎样猛烈地发展民众力量然后可以防止这武力重新恢复到军阀的地位,及使他们成为真正民众的武力。 [1]洪杨,指洪秀全、杨秀清。 [2]某帝国主义,此处指英国。 [3]某帝国主义,此处指日本。 (1)原载《人民周刊》第24期,署名大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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