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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国民党的左派模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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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 国民党左派,这几个字都是听熟了的了,左派的存在亦是许多人所承认了的,更有很多青年党员都自愿为左派;但是到底什么是左派?单是说我是孙文主义的信徒,我是最革命的,这还不够。要知道什么是左派,最好是看一看廖仲恺先生是怎样的。因为廖先生确实可以被推为中山先生信徒中第一位模范的左派。他应该是国民党一切左派的模范。在今天纪念模范的左派——廖先生的日子,特别自愿为左派的同志们应该继续审定一下,使自己知道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真正左派,怎么才可以发展真正左派的势力。这些问题都是当今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问题。 中山先生给国民党以革命的主义与策略;廖先生更把中山先生的革命策略加以真确的解释,使右派无从曲解及阉割革命策略之精神。廖先生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要算孙文主义的必要补充,此文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有极大的关系,应为左派经典之一。有革命的主义而无革命的策略以实现这主义,那末这主义就会变成空洞的理想;所以革命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而一切曲解亦就从革命策略上开始了。如中山先生说:“要完成国民革命必须打倒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于是右派就会解释成:“除掉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外一切人民都可联合起来担任国民革命,并且认有主张分别革命派的为有意捣乱”,这种曲解就完全违背革命的利益。右派不承认人民有阶级之分,更不承认各阶级因利益的不同,因此对革命的态度各异。他们认为地主,买办阶级,及代表地主买办利益的官僚政客都是革命分子,他们更进而反对工农,因为工农反对地主与资本家,他们认为这是破裂全民革命。右派这种主张的结果就是要革命势力认贼作父,在革命的营垒里面混杂了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奸细,在革命势力与帝国主义军阀斗争中,反革命势力做内应。廖先生有见于此,所以做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在这篇文章中就肯定“国内的反动势力与国外的压迫与侵略的力量,因利害的一致,常常互相勾结,所以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民党中必然发生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又说:“我们不独要革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命,我们并且要革‘反革命派’的命,这才是彻底的革命工作”。廖先生既然确定了我们国内有反革命势力的存在与有打倒之必要,又指示我们哪一种人是反革命派,“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廖先生更警告我们:“我们要十分明了,才不陷入他们的圈套;现在反革命派已经互相勾结,我们若果真正想民族革命成功,我们革命派要赶快团结起来了!” 廖先生这样理论并不是单单由脑筋中想出来,实在是从他几十年革命的经验中得到的必然结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革命党”一部分人卖身与袁世凯。辛亥革命后在革命党继续与军阀斗争之中多少先在革命党方面的人们跑到了军阀方面去了。当中山先生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陈炯明反叛了,于是与军阀的战争又失败了。商团勾结香港与陈林[1]叛变,更证明买办阶级是反革命的。刘杨[2]叛变又有反革命的党员帮助他们。尚有多少事实证明给廖先生知道,我们内部有反革命势力的存在而且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个个国民党都要问为什么我们过去都失败了,白牺牲了,白奋斗了?廖先生回答道:就是因为我们不认清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我们认贼作父以致我们被反革命派卖了。所以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左派,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分别革命与反革命,认清友与敌,然后团结革命派,以廓清内部反革命派,这样方可使革命的大本营巩固,方可与帝国主义与军阀决战。 廖先生不仅是给我们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分别的认识,他并且实际做团结革命派与打倒反革命派的工夫。那一个都知道国民党的改组,廖先生是最出力的。他竭力赞助中山先生主张要共产分子及其他青年分子加入国民党,增添些新血轮使之有重新生活的可能。既然吸收增长生机的新血轮,当然就要排泄无用而有害的旧血轮。所以汪精卫先生说:改组的动机是要团结真正革命党员来扫除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党员。廖先生自改组后在每一次反革命党员与革命党员冲突时,他总是站在革命党员方面以反对反革命党员。他骂反革命的老党员道:“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个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抑占我国最大多数的农工界还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似的效力”。廖先生与青年革命分子及共产分子很亲爱的关系,为他对于有革命勇气的青年分子极端的信任,凡与廖先生接近过的青年分子都感受他的革命的热忱,都诚心接受他的指示。因为廖先生的领导与爱护,国民党的左派才开始有一萌芽,如果没有廖先生,恐怕这左派的萌芽早就被狂风暴雨所摧折了。廖先生为了要保护这萌芽的生长,他决心以全力与党内右派奋斗,他后来成了右派众矢之的,他至终因此被右派所伤害。不过因廖先生的栽培而生长的左派已略成形,所以在廖先生死后仍努力增长而有现在党与广东的状况。所以个个左派应当拥护与廖先生所扶植的革命分子的团结,竭力防止对这革命团结的破坏。这样左派才能发展,才能指挥国民党与领导中国国民运动。 我们有了革命派的团结了,这革命团结的基础在那里呢?右派先生说革命运动的基础是在有金钱的,有武器的,有智识的身上。但是廖先生说:这不对,有金钱的,有武器的,有智识的,有些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有些是不愿意革命的,革命的基础应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身上,因为非特占人口之大多数并且是最被压迫的,他们只有革命才有出路。这不是廖先生的癔想,亦是廖先生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朝代的推翻都是农民起来干的,近百年中太平天国的运动与义和团的运动所以能这样浩大就是因为这两次运动都是农民运动。从世界各国过去的革命历史上亦看得出:如果农民不起来革命,一切的革命运动都是上层的而没有成效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如果农民得不到解放,中国不能建造一个近代的国家,就是说:中国不能够发展工业。因为要发展工业,必须先有市场能销售工业出产品,中国新兴的工业生产品决不能到外国市场去竞争,所以中国的工业要靠国内市场。如果象现在中国人口大多数之农民一样的贫苦,不论是佃农还是自耕农都要被剥削至少有百分之五十,试问哪里还有钱来买东西呢?如果能使农民得到了解放,使他现所被剥削之百分之五十归还他自己,那时他才能拿这百分之五十来购备家具,衣服,农具等等,这样中国的工业就可得到很大的市场销售其货品,亦就是说可以得到绝大的发展机会。革命后的政治一定有一种新的社会基础,这基础应是近代的产业关系,而不能是现在中国的封建的土地关系,就是这基础要建筑在自由的农民身上,所以为要国民革命成功就要解放农民,而农民的解放要农民自己起来的,如国民党能以解放农民为号召,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就会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如农民不了解与不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廖先生不但认农民是国民革命中之重要份子,并认工人阶级为国民革命运动中之急先锋。这亦是因为近一二十年来工人在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运动中的急进地位使廖先生得此结论,廖先生亲身经历过一九二二年海员大罢工,五卅运动后的省港大罢工。廖先生是第一个最拥护国民党第一次大会的工农政策的人,说到国民党工农政策,就使人联想到廖先生。所以个个左派应当认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重要份子是农工,中国国民革命要成功一定是一个农民革命,认识了这个,左派才有正确的基础,左派才能有正确的策略,国民革命才能上正轨。 廖先生非但认识农工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他并且自己实际领导广东的农工运动,并鼓吹青年要做工农运动。廖先生身兼工农部长这事实最可表示他的志愿是在做工农运动。他做部长不是每日上衙门的做法或不出大门研究式的做法,他亲身到工农群众中去,替他们讲替他们说。廖先生与做工农运动的青年党员有密切的关系,一切事情都要问他,他都能够想方法帮助工农。廖先生不是象有一班党员一样,嘴里喊工农运动喊得响,但是一到亲自经历工农运动时立刻就起反感,有的竟毁谤起工农运动来。他们看见工人罢工农民抗租等就不禁摇头,连声说:这算什么?这简直是无知识的蠢动。不是说:工农运动中有土匪、就是说受人利用,他们非但不敢去站在工农运动的前面去领导工农运动,其中就是有错误的时候,他们亦不改正,反而站在工农运动以外任意批评而给反革命派以攻击农工运动的口实。左派模范的廖先生是不是这样?决不是这样,确确相反。他非但不怕工人罢工,他并且帮助他们罢工,甚而至于在打商团的时间武装工人组织工团军。因为他相信工人是我们革命的朋友,工人势力的发展没有使我们可怕惧的,他更知道你要工人参加革命听你的指挥,你一定要帮助工人经济改善的斗争,他决不作要工人饿了肚子革命的妄想。廖先生对于农民斗争更是竭力帮忙。在杨刘反动时代,更在陈林反攻的时间,廖先生想尽了方法去帮助广宁农民与地主武装斗争,廖先生派了大元帅卫士队去帮助广宁农民。对于中山等处的农民亦是一样的帮助。他当然知道很清楚农民运动中有多少错误,但是这些与农民运动的根本问题有什么妨害呢?小孩刚学走路的时候,不免要东歪西斜但是慢慢学学他就会走得正行得快的。我们又何必因为小孩不会走路就把他打死呢?农民到处帮助革命政府的,这是不可否认,那末我们又何必怕农民运动呢?廖先生并不是只帮助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他确实有指挥工农运动,工人农民很感受廖先生的诚意与帮助,他们愿意接受他的指示。左派的同志们!你要工农听你的话,你一定要先得到工农对你的信仰。廖先生死后广东各县农民开广大群众的追悼会,宣誓要代廖先生报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替廖先生树碑以作永远之纪念——这都证明廖先生是如何被工农群众爱戴呵!所以个个左派应当实际参加或帮助工农运动,并要积极领导这运动而不要消极批评这运动,这样才能使左派积极参加群众工作,才能使左派得到群众的信仰而领导群众。 廖先生确实是左派的模范!如果要做一个真正的左派,你一定依照廖先生的言行,除掉你信仰孙文主义及主张打倒军阀帝国主义外,你必定要分辨反革命与革命派,一定要确实团结革命派以打倒反革命派,一定把这革命派的团结建筑于群众而特别是工农群众之上,一定要实际参加与帮助工农及一般群众运动。 左派的同志们!左派的理论与革命策略的大纲都已经有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第一次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实际革命策略的详细说明可以看廖先生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及汪先生的“廖仲恺先生的功业和思想”。用不着再造什么左派理论。革命不是可以在研究室里干的,一定要到群众中做实际的工作;左派既然有了理论与策略,就应把他们应用到实际的群众工作上去。左派要学廖先生少道理想的理论,多做群众的工作! [1]陈林,指粤军将领陈炯明、林虎。林虎(1887—1960),广西陆川人。1918年5月,任广东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1919年11月,任粤桂边防军总司令。支持陈炯明推行联省自治。1922年6月,陈炯明广州兵变时,为粤军总指挥。1925年2月,广州大元帅府进行第一次东征,作为陈炯明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击溃。 [2]杨桂,指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第一次东征期间,孙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病逝。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乘机在广州发动叛乱。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杨叛乱。 (1)原载《人民周刊》第19期,署名大雷。本期《人民周刊》系纪念廖仲恺遇害周年专刊。同时还发表邓中夏、冯菊坡、罗绮园、恽代英的纪念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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