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广东出师之意义|张太雷

此次广东出师之意义

　　（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

　　广东人民早一两月中就听到出师北伐的传说，他们那时半信半疑的；他们对于出师北伐没有明了的观念，只知道他们的负担恐怕又要增加了。七月四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发表出师宣言，七月九日总司令就职行出师典礼，同时军队一师一师的向北移动；广东人民现在已确知道出师是一个事实了，但是他们仍旧是不明白出师的意义，总以为这是与他们没有好处的事。一般的北伐宣传，说明这次北伐是为革命，我们要扩大革命基础所以要北伐。吴佩孚对北方人民怎样可恶，所以我们一定要吊民伐罪[1]，等等。但是这些道理只有革命党人懂得，至于一般没有政治头脑的人民，我们又安能希望他们明白呢？我们常常说“军队与人民合作”，又说，“革命军要得到胜利，必须与人民合作”，如果这话是对的，那么，现在北伐这样大事情的意义如何可不给人民知道呢？因为人民如果不能知道出师的意义，军队是不能得到他们的合作的。

　　广东人民帮助国民政府扫除逆军及统一全省，因为他们希望统一后能免去战祸，并能得政府为人民剿灭土匪，建筑道路，振兴实业等等。现在广东已统一了，但是对于这一切建设的事业国民政府还没有能积极进行，那么，为什么政府现在放掉了这些事不做而又出师北伐呢！岂非穷兵黩武[2]吗？我们认为这次的出师并不可以与穷兵黩武而论，因为此次出师宁可谓之北伐，不如谓之为防御广东。因为并不是国民政府要侵略邻省，而是吴佩孚受帝国主义嗾使要来扫灭两广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国民政府为保护广东和平起见不得不出师以扑灭那积极进行扰害广东的吴佩孚。吴佩孚在武汉时首先出兵援助叶开鑫想由湘省直捣广东，吴佩孚已下令江西军队向粤边移动，并已着手解决与国民政府有接洽之赖世璜军队，赵恒惕[3]已返长沙自称五省讨粤总司令，吴佩孚命顾维钧与英国进行二千万借款为讨粤经费，吴佩孚现在虽在北京，但是他早就申言“先平西北，再平南粤”。国民政府曾经屡次对广东人民有很多允许，这些允许都是政府所应当做的，但是在这种敌人积极进攻的形势之下，我们不能闷着头整理内政而不顾外患之到来。如果让敌人来了，我们非特一切着手的建设都要毁灭并且就是现在我们所有和平亦不可得，又要恢复以前军阀横行的广东了。所以不能不忍痛丢了我们所希望的建设事业不做，而再从事军事行动，预备金钱的耗费与战场上的牺牲，以图扑灭那危害广东和平与阻碍广东建设事业进行之敌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出师是为保护广东的和平与为扫除广东进步的障碍。所以这次的出师不是侵略的而是保守的，不是进攻的而是防御的。

　　有人又要问：吴佩孚的兵又没有来，为什么我们要先出师去打他呢？这不是进攻吗？不然，我们现在是趁吴佩孚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先攻破他的巢穴，使他不能再为广东之后患。这在战略上说，即“为防御而进击”。如果我们现在不出兵，让敌人得了湖南之后与江西，福建及云南联合了来进攻我们，我们在战略上防御非常困难；如果我们坐等着，等我们敌人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大批金钱与军械的帮助来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物质上一定敌不过敌人；现在有许多中立军队看见我们的声势浩大，所以来依附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出去等敌人占了上风去，这些中立军队一定又会跑到吴佩孚方面去助之祸粤。所以现在的出师就是以进攻的方法来防御广东，这是最有益于广东人民的。

　　那么，又有人说，“这次出师完全为保护广东人民的利益，这不是广东主义了吗？”这次出师决不是广东主义。虽然为保卫广东起见只有出师一法，但是出师的意义决不限于广东，而含有全国国民革命的性质。如果在进攻危害广东的吴佩孚势力的时候我们能取得湖南江西湖北，一方面广东人民固然得了更巩固的保障，一方面湖南湖北江西的人民亦能获得广东人民已获得的自由与权利。国民政府决不会说我们这次出师是为保卫广东人民，所以这次出师胜利的结果决不许湖南湖北江西人民所享受，而湖南湖北江西只可做广东的藩篱。救援出师路线所经过地点之人民，及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当然亦是这次出师应有之目的。

　　如果我们在为防御而进击敌人中，我们能够取得了第二个第三个之基础时，我们革命的基础不是更扩大了吗！我们革命势力不是更雄厚了吗！革命基础扩大了，革命势力膨胀了，我们距离革命成功的日子亦更近了，中国国民革命一定要全国革命后才能成功，然后广东及其他各个省才能免去军阀的祸害，才能解决现时一省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扩大革命基础亦是此次出师之重要目的。

　　自从英国帝国主义积极援助张吴起来后，北方政局完全在反动空气之下，人民的组织与运动受极大的压迫，革命势力的发展因之迟缓，而特别是吴佩孚的势力直贯中国并与南方革命根据地接触，而其背后又为最老辣之英国帝国主义，故吴佩孚特别为中国革命之祸害而必须首先打倒之。广东革命军如能直抵武汉，则吴佩孚之基础已破，不难更进而将其打倒。倒吴一方为扫除扰粤的祸魁，一方为打倒压迫全国民众运动的元凶。因吴佩孚为此次出师目的敌，故倒吴为此次出师之必然目的。至于将来国民革命军抵武汉后能与国民军共同行动，完全扑灭张吴[4]势力而实行统一，这亦是此次出师之更进的希望了。

　　这次出师的意义与目的既然明白了，然则我们对于我们出师的胜利有无把握哩？如果没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劳师丧财，败下来广东还要遭蹂躏，岂不是更糟吗？不！广东这次出师胜利是有十分的把握，因为我们只要把国民革命军与吴佩孚双方的势力一比较就可知道的。吴佩孚现在有湖北河南及直隶的一部，他在直隶所有的田维勤等的军队完全不可靠的，时时有反戈倒吴之可能，他在河南的劲旅寇英杰部，现在奔命于红枪会[5]及樊钟秀等之袭击与顽抗，他在湖北的部队散漫无力，如国民革命军由长岳直捣武汉时，川黔军必进攻其背侧，其余吴佩孚在江西及湖南之友军可说是区区不足道了。国民革命军八军可出十万以上的雄兵作战，指挥统一，主干军队受过政治教育，故常以一当百，这在广东数次战争中为人人所共见者，革命军到处帮助人民，故人民亦帮助革命军，所以革命军有人民之合作十万当以百万计。吴佩孚之财政完全破产，虽然他现在进行大借款，即使能借得款项亦难填部下之欲壑，于其军事上恐无多大补助。一方面国民政府财政统一后月收在八百万以上，加之人民乐输，以是军饷一项毫无顾虑。

　　吴佩孚军队所过地点必遭当地人之袭击，而革命军到处都受欢迎，一路的农民工人必能为之向导，为之运输；吴佩孚现在已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广东为中国之希望。两相比较，此次出师必操胜算，夺取武汉，必为意中事。

　　对于以上所说，我们的结论是：广东此次出师是为保卫广东；革命军因保卫广东而进取武汉，以扑灭祸粤之吴佩孚势力；革命基础因此而巩固并扩大；所以广东与全国的民众应一致赞助广东此次的出师；革命军因为人民的赞助所以是一定胜利的。

　　[1]吊民伐罪，意为慰问受苦的人民，讨伐有罪的统治者。出自《孟子·滕文公下》：“诛其罪，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2]穷兵黩武，意为随意使用武力，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形容极其好战。出自《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而听诸将徇名，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雕瘁，寇不为衰，见我已大病矣。”

　　[3]赵恒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1920—1926年湖南军政首领，势力后台为直系吴佩孚。

　　[4]张吴，指张作霖、吴佩孚。

　　[5]红枪会，又称红学会，是民国时期各种教门武装的统称或代名称。山东是红枪会的发源地。到1924年，河南、直隶、江苏、陕西等地也出现红枪会活动。1926年，经过共产党教育、整顿后的红枪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原载《人民周刊》第16期，署名大雷。1926年7月7日，正当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出兵北伐的时候，根据维经斯基暂缓北伐的意见，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为这次北伐仅仅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而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之全部意义”；真正革命意义上的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在广州的鲍罗廷、张太雷等人和维经斯基、陈独秀意见不同，明确支持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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