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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口余生


  我于九月初旅居柏林的时候,连接家中函电,谓母病甚危,望速还家。我当时非常焦急,恨不得立刻到家。虽然明知道从西比利亚过东三省回国有些麻烦,不过因为当时心急,不得已仍然择了西比利亚的一条路——因为如此只有十二天即可到家。(以下有删节)

  九月十七日夜间至满洲里,未下车以前,旅客们的护照即被某国人收去了,说明日早晨七点半以后即发还。海关上检查行李的职员以及招揽生意的旅馆,都是某国人,使我立刻发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第二日早晨火车十点开,我早饭后在那个小城里略看了一下,即回到车站的检验护照处去领我的护照。原来那里还只是过境护照签字处呢。因为伪国在各国皆无公使领使之类,所以护照签字必须在伪国境内的车站上,当然他也要取签字费。护照处有一位中国人,其余的都是某国人,在一列的桌子上办公。最后的一位似乎很重要,对一切旅客都盘问周详。轮到我的时候,他看着我的护照,忽然发出了一种暴躁之音,我以为或者我把表填错了,只“唯”了一声。他仍然咆哮作声如前,我亦不知其意,旁边坐着办公的那位中国人说:“办公室里不须戴帽子!”虽然和我一同去领护照的欧美人也有戴帽子的,可是我想在那种空气之下最好不和他争辩,于是我道了一声“对不起”,便把帽子脱下了。那位咆哮作声的某国人,问我是那一省,我答是S省,他好像说S省人为什么不知孔子礼呢?说着便用钢笔在一块纸上写了四个字“孔夫子礼”。呜呼!这种慢无礼貌的野蛮动物,还口口声声的讲孔子礼,孔子有知,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九一八”的早晨到哈尔滨,晚十一点才有车南去,我有一天的工夫在哈尔滨勾留。不知怎的,哈尔滨又有一道海关验行李,验护照。那位验护照的似乎是白俄,一见中国的护照,便须留给某国人去看,似乎他不能作主。哈尔滨分“道内”“道外”两区。道内的街道略整齐些,完全是某国的商店;道外拥挤着一些中国的商店。各政府机关皆悬旗,大概是庆祝“九一八”,一边是日本国旗,一边是一面黄旗,上右角为红蓝白黑。那晚上正是哈尔滨防空演习,七时半以后全市无灯火光,我在车站的候车室里,时闻假警号及假炸弹声。阅伪报始知防空演习为三日:九月十七、十八、十九。报纸上满篇都载着华人如何乖戾,友邦如何奠定东亚之和平,全市黑暗之美丽,统制灯火之成功等等。

  过长春(即伪新京)未停而至沈阳,一到沈阳,我的感情便略松快了一点,因为各处中国人都很多,从市面上看依然还是我们的旧山河。

  从沈阳到山海关的火车上也比以前痛快些,因为那列车队长是中国人。乍从蛮横无礼的压迫之下而至奉山铁路,不由得使我好像到了久别的祖国,车上的气氛以及车外的风景,都是十足的中国风味。

  从沈阳开车以后,我便觉得好像已经逃出了蛮横无礼的地带,而入了中国的实际势力之下了。我与三位德国人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美国女子(她同我一同从欧洲来),很着急地说他们四人(三美人,一奥人)的行李在沈阳大概因为时间太晚没运到车上来,他们日用急需的东西都在那些箱子里,行李过山海关要检查,他们又不能住在山海关等着。她很焦急,请我给她作翻译和行李车上交涉。到了山海关的时候,他们又要求我和他们一同到海关上交涉。

  待了些时,我又到他们的车上,见一位某国人用英语对他们解释,说今天某国特别宽大,对于旅客特别表示好感,给旅客们特别方便,行李不检查了。那三位美国人与一位奥国人便手执他们的行李票,问他们的行李未从沈阳运来当如何办理。那位某国人似乎也没听懂,仍然说今天行李不检验了,特别优待今日的旅客。……我便对那几位欧美人说:“你们不必和他(某国人)交涉,车快要开了,最好速与国际观光局交涉。”他们都很同意,而那位某国人更觉得没面子了。他便转过来温和地问我:“你是什么旅行公司的?”我说:“我是旅客。”“你到那里去?”他问。“我到T城去,”我答。“你有护照么?我是此地的宪兵司令,看你的护照。”我便把护照拿给他看。他看了护照之后,勃然作色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几个欧美人见他那样凶狠,便站在我们的中间,他竟拿出要动武的样子来。那些欧美人莫名其妙,都问他怎么一回事。他怒气冲冲地说我侮辱官长,我的态度傲慢,一定是共产党。我用英语回答说:“你并不是我的官长,你不应该随便给人加罪名……”他于是乎更怒,冲开中间的欧美人,抓着我的衣服便想往车下拉,那些欧美人一齐拥上,大家皆甚惊慌的样子,把我们拉开,劝他下车去。他一面拉我的时候,一面说:“我在此地有绝对的威权!可以拘禁!可以枪决!”

  沈阳到北平的通车在山海关中伪交替,当我与某宪兵司令抗辩的时候,中国护路警察已经登车了,在我们的旁边就站着一位身材高高的中国警察,可是他只是敢怒而不敢言。我想那时车已经快要开了,中国一定早已接收完了,可是新换的中国车队长并没敢露面。中国不抵抗,我很明白他们也没有办法,不敢和蛮横无礼的东西讲理,所以我也不怪他们。我和某宪兵司令闹过了以后,万分亲切地感到国家的重要,而且万分亲切地感到中国不抵抗之非策。我在山海关的那四十分钟,好像一人只身陷入于野兽的窟穴,毫无国家的依靠,毫无公理或法律的保障!

  我此番经过东三省虽然受了不少的波折,可是加深了我许多对于某国的认识,也影响我的政治见解以及将来的事业。因为自己学哲学,对于人类的社会或政治问题,总是为人类全体的福利着想,向来未充分注意到国家或民族斗争的必要。经过了此番旅行之后,我才能深切地了解抗敌之必要,抗敌之急需!人类总应该是有理性的,可是你陷于凶恶的野兽的窟穴以后,只得和它拚个你死我活!

  (弟云桥敬上。九月卅日。)

  云桥先生是我在伦敦时很敬佩的一位同学,他受此侮辱,在车上一夜睡不着,一到天津车站,就在候车室里写一短信给我,说经过山海关时几被某国所谓宪兵司令也者拘留枪决,幸赖欧美旅伴力救始免。我急复一信慰问他,并请他把经过详情函告,这是他的第二信。

  我觉得这并不是云桥先生个人的遭遇,这个事实的后面,是伏着一种笼罩着全中国每一个人的黑影:在被奴化的国家里面,每一个国民所难于逃避的侮辱,而且这件事只是侮辱的开端,或侮辱的小焉者,所以云桥先生的这封信,很值得我们的深刻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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