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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与祖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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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因为我的大兄生病,伴他到××日本医院诊看;那时有一位很谙熟我国××方言的日本姑娘很敬我,后来因屡次接触,愈形接近亲昵,那位姑娘渐渐露出爱我的词调。 有一天,我去医院里,她对我说:“中国人好食鸦片,好娶妻妾,好说谎话。”我很愤怒;不想这平时爱我敬我的人,竟说出这样侮蔑我们民族的话。我就问她道:“我也是这样吗?”她说:“你却是例外的,——不过你们是多数吧。”我说:“中国人食鸦片虽不少,其实这些人有好多是给你们贩毒的浪人所毒害,天天的报纸都登载这些事;多妻制度虽还有,但也不是普遍的;说谎话更不是中国人的习惯。你的话未免太侮辱中国人!我们相信一个广大的国家定有少数不良的分子,就是你们贵国也是这样。”那时站在旁边的日本青年,他也会说中国话,他说:“你们中国人完全不知好歹,若无我们日本杀退帝俄,中国那有今日?现在俄国势力复强盛,骎骎又将席卷中国,日本关念同种同文,不忍重见异族之专横眼前,不辞艰巨,出兵为中国保卫领土,还被中国人仇恨,反抗,侮辱,你想中国人自己对得住中国人吗!” 我不能任他继续说下,正要开口痛驳,那东洋女子急阻住我,她恐我绊嘴,用温柔的态度,别的言语,来安慰我;但是我不辨清她说什么,转而仇恨她,觉得日本人都是很看轻我们中国。那东洋的女子鼓着如簧的嘴巴,和我解释,但我很厌恶,很冷淡。 我为了大兄的病,还常到那里,可是后来我们越谈越起劲,爱情渐渐的更加深,她每逢礼拜六常常到我寓所坐谈,时间渐渐的长久,爱情一天一天的高涨。她很能谅解我,我也很能谅解她,若不是有国家民族仇恨的阻隔,我们早已正式订婚——结婚了。有时我问她:“你们的政府为什么要这样摧毁中国,来切断我们的爱河?”她也很承认她的政府是在压迫中国,但她原谅日本的向外发展,认为不发展救不了日本的危险。 我们在爱情、性情种种上都能互相谅解,独有这一点的纠纷阻碍着,我们感觉对于这个问题在观点上不能完满一致,不知如何才能解决这问题,请你指教。 (八月,八日。唐人寄自星加坡。) 唐先生是在觉得爱人与祖国间有着矛盾,他的问题是怎样可以消灭这两方面的矛盾,由此获得圆满的结果。 唐先生的爱护祖国,情见乎辞,这是我们所欣幸钦佩的。我们因为要爱护自己的祖国,所以要反对侵略者侵略我们的祖国。日本对于我们祖国的积极侵略,这是天下所共见的事实,但是我们所反对的是侵略我国的人们,不是反对日本的一般国民。我们对于谅解中国,对中国有着公正态度和同情心的日本人,我们还要敬重他们,和他们做好朋友。关于恋爱方面,也可引用这个原则。就一般说,我向来主张恋爱是应该超国际的,只要两方面是真正彼此相爱,不该仅仅为着国籍的问题而有所踌躇。现在即就中日的特殊情形说,也还是可以引用这个原则,不过需要相当的补充,即唐先生的这位女友对于恋爱是否能有“超国际”的认识。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当然不反对别国人也爱他们的祖国。但是我爱我的祖国是一事,我反对我的祖国侵略别国又是一事。唐先生的女友爱她的祖国还不妨事;但是她如果也赞成她的祖国侵略中国,那就要发生问题了;因为这样,唐先生如和她结婚,必然要常起冲突,要常常彼此不欢的,尤其是因为唐先生是个爱国者。在这里,所谓“超国际”,并不是要人抛弃他或她的祖国,至少要能不把侵略国和被侵略国的纠纷混在恋爱里面。这一点是唐先生所要考虑的。 其次,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生活。唐先生的女友嫁的(倘若嫁的话)虽只是唐先生,和别的中国人无涉,但是假使她真嫁了唐先生,和唐先生的亲友乃至社会是不能完全隔离的;如果她觉得中国人除了唐先生都是坏蛋,那她也还是免不掉痛苦的。当然,她现在对中国人的印象那样坏,是由于受了侵略者麻醉的作用,不是她自己原来就这样的。如果她有机会多和中国人来往或接触,也许可以克服她的成见。但是在她的这种成见未被克服以前,唐先生不应该就贸贸然决定。或者唐先生可先介绍她和其他的中国亲友见见面,或交际,使她看出中国人的有好有坏,也和日本人一样,并不都是坏蛋。这是唐先生所要考虑的又一点。 至于那位日本青年说的话,当然是不正确的。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战,在当时是两个帝国主义争夺我们的东北国土,说不上谁比谁好些。这个日本青年当然也是受了侵略者的麻醉作用而不自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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