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三章进步文化的遭难(3)

第三章进步文化的遭难(3)

　　白健生先生（崇禧）的秘书某君有一次告诉我，说他有一天陪白先生在桂林乘汽车经过生活书店桂林分店的门口，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白先生以为是什么戏院的门口，无数观众，在那里拥挤着争先恐后地购买戏票！那位秘书听了不禁笑了起来，说那是生活书店的门口，拥挤着的人们是要买书报，不是要买什么戏票。白先生听了为之欣然，说这足见抗战期间民众文化的突飞猛进，真是可喜的好现象！白先生当时脱口而出的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完全出于爱国的至诚。但是白先生没有料到生活书店以后所遭到顽固派反动派的那样残酷的摧残。这种“可喜的好现象”时常接触到他们的眼帘，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进步文化的突飞猛进，虽有利于国家民族，虽有利于人民大众，但却是顽固派反动派的莫大的障碍物。他们是津津有味于军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但是受过进步文化的熏陶的人却不肯闭着眼睛，黑着良心让他们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在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时候，曾经听到顽固派反动派宣称进步文化的“罪状”，这样说道：许多青年一经看过新书报（指进步的书报）之后，头脑就坚强得像石头一样，他们的言论（指顽固派反动派自己的言论，即他们所办的“杀千刀文化”）无论如何再打不进去！因此他们对着进步文化的伟大力量发抖，于是忍心害理，加以摧残。　　如上述顽固派反动派所宣称的进步文化的“罪状”而果为事实，我们不禁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庆幸！为什么呢？进步文化的当前主要目标是巩固团结抗战，促进民主政治，如今经过进步文化的努力，在中国青年中产生了整千整万的团结抗战的坚持者，产生了整千整万的民主政治的拥护者，使“杀千刀文化”竟无所施其技，这不是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奠定了坚强不能动摇的基础吗？在这里有一点须郑重声明的是：这是中国整个进步文化所努力收获的成果，而不是仅在中国整个进步文化中占着一部分的生活书店的文化事业所独能居功。但是顽固派反动派看到生活书店发展的迅速和气象的蓬勃，却把整千整万的“坚强如石的进步头脑”归咎于生活书店，竟认为要铲除进步文化，发展他们自己的“杀千刀文化”，非从摧残生活书店下手不可！

　　在政治“曲线”正往下降的情况下，在国民党举行的五中全会里面，我们就听说有人竟公开宣称：“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而本党的文化事业却等于零，不能和他竞争，所以非根本消灭它不可！”（传闻的大意如此，是参加该会的友人某君告诉我的。）顽固派反动派不自己想想所采用的文化政策是国人共弃的“杀千刀文化”，不自己想想自从国父中山先生去世以后，除已成著名汉奸的周佛海所著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本书，究竟出版了几本甚至一本发挥总理遗教的巨著，而但切齿痛恨于他人所办的进步文化事业发展的迅速，以为是自己所以不能发展的原因，中山先生在天有灵，真不免要痛哭流涕长太息罢！

　　但是他们的“逻辑”无论如何不合理，而他们在政治不民主情况下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我和数百同志所辛勤努力的这部分的进步文化事业终于因为在他们看来“其势力实在可怕”，而不免惨遭他们的毒手。我们这部分进步文化事业正在惨遭他们毒手的过程中，我在十分沈痛悲愤之中，要想拯救他的生命，也曾经奔走访问在国民党中脑子比较清醒的朋友，解释我们事业的光明正大的立场与所遭受的摧残的不合理。其中有一位是从前的报界前辈，他很坦白地告诉我说：“××兄，老实对你说，他们认为你们的文化事业的广大发展，是他们的文化事业的障碍！”这位前辈的话，证实了上述五中全会中的传说。其中还有一位是我从前的老同学而现在成为CC派特务的主持人，他很直率地告诉我说：“以这样一个伟大力量的文化机关放在一个非本党党员的手里，党总是不能放心的！”他们尽管一位是报界前辈，一位是我的老同学，但是我为着拥护真理起见，不得不很抱歉地说明：立在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不问文化事业的内容是否有利国家民族，而只是惊其“广大发展”，只是因为他的主持人不是本党党员，而即横加摧残，这里所谓“他们”，无疑地是指顽固派反动派，这里所谓“党”无疑地不是指承袭中山先生革命传统的整个的国民党，也只是指顽固派反动派的卑鄙心理而已！

　　这些谈话都足以证明：在整个进步文化遭受压迫的情况之下，生活书店同人所努力的这部分的进步文化事业所以遭受到尤其残酷的摧残，是因为它的发展迅速，气象蓬勃，力量宏大，深入民间，尤其受到顽固派反动派的嫉视。这显然不是什么党派斗争问题——他们所放的烟幕弹——而是进步文化与黑暗势力的斗争。

　　顽固派反动派对于进步文化的压迫，利用审查机关作威作福，原来是一条捷径。关于重庆图书杂志审查会的种种无理取闹，我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中曾经举出不少的事实，在这里不再赘述。但虽将“党派团结”改为“党派统一”，（他们最怕最恨的是“团结”，但是把“党派团结”一改而为“党派统一”，在他们认为暗合“消灭异党”的宗旨，得意之至！至于原著者的原意何在，在他们是“管他娘”！）将“妇女解放”改为“妇女复兴”，（他们认为“解放”是中共专用的名词，至于“妇女复兴”如何可通，在他们是不加思索的。）闹了不少笑话，但是无论如何，总不敢公然提出破坏团结反对民主的主张强行加入或改换进步作家的文章里面去，于是另想妙法利用宪兵或“特老”的检查作违法的破坏。例如我所主编的《全民抗战》周刊，有一位文艺家在成都车站上阅看，就被宪兵干涉，说是不可以看。这位文艺家提出抗议，说后面明明印有重庆图书审查会审查通过证的字样，为什么不可以看，他说尽管审查通过，仍不可以看！这位文艺家很气愤，一到重庆，就把这件事实告诉我们。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件。有某先生对算学深有研究，对这门科学的兴趣非常浓厚。他由重庆赴桂林，带有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珠算速记法》，途中特老检查时问他为什么要看这本书，这位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诚诚恳恳告诉这位特老，说他对研究算学特有兴趣。特老怒目对他斥道：“不管你对研究算学有多少兴趣，生活书店出版的书是不可以看的。”生活书店是在政府注册的合法的出版机关，这本书是经过政府审查机关通过的，你一看书名，就知道内容不会含有任何政治性，（即含有政治性的书经过审查通过，亦应得到合法保障，）但是顽固派反动派对于进步文化机关的违法摧残其合法的事业，其丧心病狂，可谓已达极点。

　　但是这在顽固派反动派仍未能满足。《全民抗战》周刊在停刊以前，每期数万份，宪兵虽多，不可能跟随每个读者作违法的恫吓。生活书店所出版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即就算学一门而论，特老虽狠亦不可能跟随每一位算学研究者而加以无理的干涉。于是顽固派反动派又另想妙法，忍心害理，用更残酷的手段，决定封店捕人，先将生活书店的各处分店尽行铲除净尽，企图由此完全毁灭这一部分他们所认为“其势力可怕”，望着发抖的进步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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