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二章离渝前的政治形势(7)

第二章离渝前的政治形势(7)

　　所谓文化摩擦，如果只是口头辩论，文字争论，那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但不反对，反而可以欢迎，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前面所述警察宪兵特老爷对于压迫文化的行为，已是证明一斑。真理愈辩愈明；在相反方面，违反真理的言论行为也最惧怕公开的辩论和研究。宪政座谈会之所以受到国民党某些人的极端厌恶，理由就在此；提倡团结与民主的言论所以受到某些人同样的极端厌恶，理由也就在此。重庆各界宪政座谈会由各界热心人士要求在野各抗日党派国民参政员发起并主持其事，宗旨正大，行为光明，而且在野各抗日党派为着进行顺利并与国民党合作起见，曾想种种方法拉一位国民党参政员参加。其先拉不到，拉这个不来，拉那个不愿，后来想尽方法拉到一个，也像小学生时常“逃课”一样，时来时不来。最后由“党”的“领导”，用打手若干人捣乱会场，闹得乌烟瘴气，详情我曾在拙著《抗战以来》一书述及，现在不多说了。

　　“文化摩擦”这个名词里有“文化”两字，好像怪斯文似的，其实文化摩擦的结果不但可使被压迫者失学失业，甚至失去生命。一个湖南学生因偶在抽屉内被发现一张《新华日报》，被立刻剥去冬季制服，驱逐出校，便是一例。又像前面谈过的郑代巩因创办《战时青年》办得发达被特老“赏识”，认为是“异党分子”而被绑，又是一例；这倒不是仅仅因为办得发达（虽则这一点也是受注意的因素之一），而尤其主要的还是其中的内容是进步青年的进步意见，例如对于当前的国事问题，拥护团结必然要引起摩擦专家的肝火，主张民主必然要引起反民主者的嫉视。至于研究到青年切身的种种问题，只要是进步的主张，都不免与顽固派反动派的高见格格不入。顽固派反动派的老爷们自己知道要在思想上领导青年几乎是不可能，这并不是有什么敢于阻止他们在思想上领导青年，却是因为他们自己领导不起来。于是他们只得另辟途径，把进步的青年刊物主持“绑”去！他们说他办事很能干，所可惜的就是“异党分子”！其实凡是进步分子都有“异党分子”的嫌疑，因为他不知道跟着闭着眼睛破坏团结，反对民主！这样“不识事务”的进步青年，在顽固派反动派的老爷们看来，决定枪决，真是千活该万活该的事情！

　　这些例子，也可以说是由文化摩擦牵连到人事摩擦。这二“擦”是时常可以碰在一起的。在四川綦江训练班演出的许多无辜青年惨受酷刑，死于非命，是教育界方面文化摩擦牵连到人事摩擦的一种较大规模的例子，其详亦见拙著《抗战以来》一书中，此处恕不赘述了。此外学校教员上因不能如顽固派反动派老爷们之意，发挥“赤色帝国主义”的神秘理论，致被打破饭碗（此中有一位亲来详细告诉我一切）；成都某大学有一个大学生因被校内武装的三青团某“健将”所“赏识”认为他的“脑壳”有问题，于深夜被叫到校舍附近，严厉诘问几句，乒乓一声，一命断送，同学侧目，莫敢谁何！（这是我第五次流亡经过广东某县时，有华侨青年某君曾在该校肄业，仅一年大学即可毕业，看来形势每况愈下，情愿半途辍学去做生意，由家里出些资本，在粤港一带经营运输货物，亲口告诉我他所亲耳听到的这个故事，他在校内某个深夜，亲耳听到那位“健将”怎样叫那个被暗杀的同学出去，怎样问答，怎样发出枪声，那个无辜同学怎样惨呼而倒。）这类奇事惨剧，都构成了“文化摩擦史”上令人愤慨无已的一页。

　　这样看来，像特派若干打手捣乱宪政座谈会会场，仅将听众从此惊散，未把十几个各党派的参政员（其中有一位被强拉列席的国民党参政员李中襄先生，可谓两面做人难，他是我的老友，我很同情他的苦境！）打得头破血流，或乘便送掉几条老命（其中有好几位满脸长须年高德劭的老辈），可谓“优待”之至；又像分别延请各报的主笔先生到党部办公室“面授机宜”，指示“文章作法”，也可谓“客气”之至了！最可惨痛的当然要轮到许多既无“参政”之虚名，又无“主笔”之职位的纯洁天真的青年！每念及此，不胜悲愤！

　　即像区区这样一个“傻子”，不过想对进步文化贡献一点小小力量，也受尽顽固派反动派老爷们的青睐，既不死于重庆野外偏僻之地（参证前述军委会政治部某君的热心报告），又不死于“暴动”祸首之列（参证前述某参谋总长的再三通令），如今仍得苟延残喘，勉强呼吸于人间，在病榻上于病苦中愤然持笔写此《患难余生记》，仍与黑暗势力作殊死战，也可谓万分侥幸了！

　　文化摩擦并不是限于文化界一隅的现象（所谓文化界，主要地包括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而是整个政治“曲线”下降中全部“逆流”现象中的一部分。（“逆流”这个名词，用来形容整个政治“曲线”下降中的全部状态，颇为简明可取，虽则顽固派反动派老爷们听到这个名词大为头痛！）这一点很为重要，因为必从整个政治“逆流”中看文化摩擦，（看军事摩擦或人事摩擦也一样，这里不过专就文化摩擦而已，）然后才看得出文化摩擦症结所在，然后才能明白文化摩擦的根源也是来自有关中国前途的基本政治问题，然后“文化摩擦”这个问题才能获得合理的解决。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进一步指出：所谓文化摩擦，除一方面与其他“二擦”（军事摩擦与人事摩擦）常可以发生连带关系之外，另一方面，就它本身说，是中国整个黑暗势力所要尽力保存的落伍文化与中国整个光明力量所要努力发挥光大的进步文化的斗争。所以我们如看到一个进步的报馆或其主持人遭难，以为这只是这个特殊的报馆或主持人与顽固派反动派之间的纠纷，这便是大错误；我们如看到一个进步的学校或其主持人遭难，以为这只是这个特殊的学校或主持人与顽固派反动派之间的纠纷，这也是大错误；同样地我们如看到一个出版机关或其主持人遭难，以为这只是这个特殊的出版机关或主持人与顽固派反动派之间的纠纷，这也是大错误。即作为个人的一个进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我们如看到他的遭难，以为这只是这一个特殊的个人和顽固派反动派之间的纠纷，那也是大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进步的报馆，或是进步的学校，或是进步的出版机关，或是一个进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他们的工作目标与成果，都是整个进步文化的一部分。为着一个进步文化机关而努力奋斗——无论是报馆，学校，出版机关，乃至学术团结——为着进步文化的工作而努力奋斗，都是为着整个进步文化而努力奋斗。

　　文化政策是整个政治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进步的政治政策才能产生进步的文化政策，也只有进步的文化政策，才能与进步的政治政策相配合；就文化政策的伟大效能而论，我们也可以说进步的文化政策是进步的政治政策的先导，是进步的政治政策所以成功的一个要素。顽固派反动派所以痛恨进步文化，也因为进步文化与他们的顽固派反动派政治政策不相容，是他们的顽固的反动的政治政策的莫大障碍，所以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摧残蹂躏，不遗余力。在政治“逆流”的漩涡中，文化摩擦所以发生，进步文化所以遭到空前的灾难，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但是我们为着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必须始终坚守进步文化的岗位，与黑暗势力奋斗到底。什么是进步文化？请于下章叙述“进步文化的遭难”时候，附带提出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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