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余生记第一章流亡(3)

第一章流亡(3)

　　第一次流亡算是我几次流亡中最安适的一次，因为中国人往欧美旅行或视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都必须勉强撑着相当的场面，例如乘轮船至少必须乘二等舱，否则上岸时便要发生许多麻烦，往美国甚至要被关在什么岛上的拘留所里，好像锒铛入狱一样！在各国视察研究，各处奔走，虽然也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由于环境的相当舒适，交通比较便利，求知的机会尤其易得，这都是令人追想而不胜其依恋的。但是我在当时非被逼迫至万不得已，也不会有出国之行。

　　附带有一件小事使我感到奇趣。我于一九三三年出国，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旅行到美国西北部达科他州（Dakota），在那里经过一个小城市，看到本地当天一份日报上的社论题目，赫然为中国民权保障的良好模范！开首除说明民权在一个共和国里的重要性外，即十分赞扬中国有个民权保障同盟，说中国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存在并允许其活动，真不愧称为中华民国！接着便替在时间上为共和先进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大感其惭愧，极力建议应该以中华民国的民权保障同盟为良好模范，也来组织一个民权保障同盟。我看完了这篇社论，一面为中国荣幸，因为得到那样的赞扬，同时却又笑不可仰，深深觉得惭愧，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民权是在遭受着怎样的摧残！该报的主笔先生大概只听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历史的前半段，倘若他知道了后半段的历史，也许要感慨系之，不再那样捧场了。

　　关于第一次流亡中视察及研究所得，我曾经著有《萍踪寄语》第一集（偏重在写英国）；第二集（偏重写德国）；及第三集（全部写苏联）。此外还有《萍踪忆语》（全部写美国），是回国后在苏州看守所中完成的。全部写苏联的《萍踪寄语》第三集和全部写美国的《萍踪忆语》，都近二十万言，所搜集的材料较为丰富，而且都是亲自视察到的。周恩来先生有一次偶然和我提及《萍踪忆语》，他说关于美国的全貌，从来不曾看过有比这本书所搜集材料之亲切有味和内容丰富的。这虽承他过奖，但在当时为着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视察美国东部为满足，特冒着相当的险往美国南部一行。（寻常的旅行原没有什么危险，但美国南部反动势力相当大，要去实际探访，搜集真实材料，却有相当的危险。）除东部南部外，还往北部西部视察，不但视察城市，而且深入乡村，所以自问是很费了一番苦工的。

　　上面说过的四本书，算是我第一次流亡对于读者诸友略尽报告的职责，在这里不想有所赘述了。

　　现请略述第二次流亡的前因后果。

　　我在上面提及过，我出国后《生活》周刊即被封闭，挚友杜重远先生即接着创办《新生》周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这好像我手上撑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时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重新把这火炬撑着，继续在黑暗中燃着向前迈进。我在海外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喜而不寐，我从心坎里深深感谢杜先生。但是我于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在美国旅行到芝加哥时，突然在芝加哥最著名的《论坛报》上看到长电，详载“《新生》事件”的发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狱的情形，初则为之惊愕，继则为之神伤，珠泪夺眶而出，恨不能立生双翼飞至狱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极力安慰一番。

　　杜先生的爱国文字狱加速了我的归程。我于当年八月间回到上海，一到码头，别的事都来不及闻问，第一件事即将行李交与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辆汽车奔往杜先生狱中去见他。刚踏进他的门槛，已不胜其悲感，两行热泪往下直滚，话在喉里都不大说得出来！我受他这样感动，倒不是仅由于我们友谊的笃厚，却是由于他的为公众牺牲的精神。

　　杜先生身在狱里，他所创办的《新生》也夭折了，我于是筹划创办《大众生活》周刊。当时是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五周年，华北五省等于继着东四省而送却，而来日大难，方兴未已，救国运动和妥协阴谋两方面的斗争日趋尖锐；另一说法，也就是停止内战以团结抗战的主张和宁愿妥协不愿停止内战的成见，这两方面的斗争也日趋尖锐。爱国的热火在每一角落里每一个爱国同胞的心坎里燃烧着，当局虽尽力压抑，亦有难于禁止之势。《大众生活》便在这样形势之下，接着《新生》而撑起光芒万丈的火炬，作为爱国者的代言人和计划者。——它的产生正在震动寰宇的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和全国澎拜，沛然莫之能御的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的前夕。

　　《大众生活》每期销数达二十万份，打破中国杂志界的纪录，风行全国，为每一个爱国青年所爱护，为每一个妥协阴谋者所震慑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与当前时代最进步的运动——救亡运动——联结在一起的。参加救亡运动的重要作家和热心青年，他们的重要著作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这个代表时代性的刊物，它的内容是和当前时代的进步主调息息相关，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当时上海许多朋友及各界爱国人士接着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所迅速形成的风靡全国的救亡运动的核心，是和当时政府的所谓“睦邻政策”处于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较上轨道的国家，民间的爱国运动，原可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但在中国则情形往往相反。他们不把民间的爱国运动视为是对外来侵略者的敌忾同仇，却视为是反对政府！当时政府中有些人老实主张妥协投降，有些人则表面上虽不敢直接主张妥协投降，但却藉口“准备”，高嚷“先安内后攘外”！救亡运动者对于直接主张妥协投降者固然给以迎头痛击，对于“准备”论者，认为要真正迅速准备保卫国土，必须立即停止内战，全国团结，一致对外，这样才是真正安内。倘若继续内战以“安内”，那结果还是要走上妥协投降同一道路。这种说法，在今天看来，更是显明得很，七八年来的团结抗战给与了这种理论以铁的证明，虽则还有一些民族败类仍在时时发生破坏团结的阴谋，但在当时这种主张却被当道视为大逆不道！

　　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在南京的当局，据说对于这个“中心”地点，最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李公朴先生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学生的一个补习学校；还有一个便是被证实了每期有着二十万份销路的《大众生活》周刊。那个补习学校的爱国青年是当时上海民众运动一支强有力的生力军，使该校成为民众运动的一个大本营，所处地点虽属上海一隅，而上海的民众运动所发生的影响是要遍及全国的。至于大众生活，那更不限于上海一隅，是在海内外不胫而走的。

　　于是当局注意到李公朴先生和我。说来此中还有着一段有趣的经过。南京方面派了两个人来和我谈话：一个是据说现在因私人粉红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先生；还有一个是最近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C先生。他们两位我原来都不认识，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绍人，即约在一个晚间在邵先生的家里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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