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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与枪杆


  近几天有好几位朋友对于笔杆与枪杆孰为有力之一问题,颇引起激烈而有趣之辩论。据友人某君谈及,以“改弦”(借用《生活》信箱詹詹女士所创造的新名词)轰动一时的某名流曾发过几句妙论,说“文人只配替武人写告示,如越此范围,当然自取其辱。”某名流对于明哲保身之道,可谓透悉三昧,先生对此点有何卓见?

  王延龄

  答:愚意以为如把笔杆和枪杆分开来讲,这两件家伙实各有其效用,最要紧的是要看用的人为着什么目的用。倘为大多数公众的福利努力而用,都有效用;倘为一己的或少数人的私利而用,都没有效用。这是因为无论笔杆或枪杆,它的最后胜利非有大多数的民众公意为后盾不可,否则虽花言巧语,欺骗一时,作威作福,显赫俄顷,终必破产而后已。如把笔杆和枪杆合起来比较比较,究竟“孰为有力”,倒也不是一句简单的话可以答复。某名流说“文人只配替武人写告示”。这是一种见解;拿破仑说一枝笔可抵三千枝毛瑟枪,这又是一种见解。拿翁心目中的那枝笔,当然和某名流心目中的那枝笔迥然不同。几年前国民革命军进达长江流域,飞腾澎湃,所向无敌,一面固靠有黄埔军官学校出来的革命生力军,一面也靠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信仰和宣传工作的根据,这里面如徒有枪杆儿,决无以唤起民众的共同努力;如徒有笔杆儿,也难有这样迅速的声势。在这种情况之下,笔杆和枪杆的力量可以说是几于相等。再作进一步的研究,近代有力量的革命事业,并非仅恃乌合之众揭竿而起所能办到,必须有理论上的正确根据与信仰为之基础,就这一点说来,说枪杆不及笔杆之更为有力,似乎也不为过。

  以上所说是替笔杆张目的话。但我们同时却不得不承认笔杆和枪杆直接对碰的时候,笔杆儿往往不得不吃眼前亏。例如当日军阀用海陆空军打到闸北及吴淞的时候,只有十九路军可以出去挡它几阵。这个时候无论请什么思想大师抗着笔杆往前敌去,只有死路一条!又例如日军阀侵我国的东北,当然又是枪杆得意的例子。我们在外交上今天提出一个抗议书,明天提出一个抗议书,都是在笔杆上做工夫,所得的结果是荒木明目张胆的宣言,说没有和中国政府交涉的必要!这不是笔杆遇着枪杆竟屈瘪到十二万分吗?所以如把眼光缩短起来看,笔杆确有不及枪杆的地方,这是无可为讳的事实。可是如把眼光放远起来看,日军阀不顾公理,靠着枪杆无恶不作,中国固吃了眼前亏,终究是否日本之福,也还是一个疑问!

  当然,靠着枪杆可以无恶不作,靠着笔杆也未尝不可以无恶不作。无恶不作的笔杆儿,远之如剧秦美新之无耻,近之如郑孝胥之作歌献媚暴敌,下之如诲淫诲盗的文字,也是那枝笔杆儿在作怪。无恶不作的笔杆儿所得的最后结果,当然是和无恶不作的枪杆儿一样的自掘坟墓。

  这样看来,不但在分开来讲的时候,笔杆和枪杆的各有效用须视用的人为着什么目的而用;就是在合起来比较的时候,究竟“孰为有力”,也要看用的人为着什么目的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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