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道德问题的论战_《悬想》

性道德问题的论战

　　日前抵沪，在最近两期《生活》上看见先生和梁君及亦青女士讨论李童恋爱事件，甚佩高论。李童在广州订契约时，我正在广东，曾略有所闻；现来上海，又值此事发生，且引起社会上注意。本拟待童女士将事实经过发表后再来讨论；但现在他们已经和解，真象恐无大白于社会之一日；暂就个人所知，略为推论，质之先生以为何如？

　　我之要和先生讨论的，不仅在李童恋爱事件之本身，而尤着重在知识阶级之性道德问题。目下知识阶级对于性道德，尚无一定标准；旧道德已破坏无余，新道德尚未建立，于是有许多女子为此徬徨时代之牺牲者。在知识阶级已有相当地位的人，往往家里放着一个老婆，外面再有一个恋人，他不仅把恋人时常更换，而且同时能应付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恋人，但一般人对此并不觉奇怪。他之能够如此，是凭籍他的地位，他的学识以及声望；固然，女子不应为虚荣心所驱使而自投罗网，但平心而论，如果我们非如叔本华之有痛恨女子的成见，则该承认女子是居于被动的成分多。无论如何，她们不能去强奸男子，引诱男子；纵有像余美颜其人，亦不过千百女人中之一二人而已。

　　（中略）

　　先生对于“只谈恋爱，不谈婚姻”这一问题，以“无暇置论”四字了之，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以《生活》周刊及先生在社会上所居之地位，却不应该把这个重要问题放过。我不相信童女士能够大胆说过此话（李氏信中所云，似乎不足为准），反之，在上海以及在广州，我却亲耳听见“李哲学家”这样讲过。无论此语出于谁人之口，“哲学家”总不应以此语来遮饰自己的罪恶，来卸却自己的责任。事实告诉我们，现代女子有百分之九十在社会上不曾取得经济地位。女子的黄金时代，不过青春时代的十几年，倘使女子把这十几年过完便应该死，则“只谈恋爱，不谈婚姻”的原则还可成立；否则天下的男子固然得其所哉，而天下女子“无噍类矣”。

　　（中略）

　　总之，我觉得李童打官司的事，关系尚小，知识阶级之蹂躏女性，却是目下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我推崇先生及《生活》周刊之故，所以不惮烦写了这许多；先生或者不同情我的意见，但最少会同情于我之用心。我相信先生对于我会有详细而正确的解答，倘因此抛开李童事件而引起性道德问题的论战，我相信《生活》周刊会不惜篇幅来刊载；我更相信这种论战对于现社会不是点缀品，装饰品，多少会有点好处。不审先生以为何如？

　　许志平

　　按：许先生的“意见”和“用心”，记者都表同情，因为他主张在“女子有百分之九十在社会上不曾取得经济地位”的时代——也就是亦青女士在上期本刊所谓“在这男女尚未真正平等的情形社会里”——女子不能“只谈恋爱不谈婚姻”，男子也不应对这样的女子“独辟蹊径”，我为什么表同情于这个主张？因为我以为“两性间以不害人不害己为最高标准”（详见上期答亦青女士的信），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女子是显然要受害的，便违反了这个“最高标准”。

　　我对于“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的童女士，当然是和许先生一样的“原谅”她，并觉得她的要拿“赡养费”是应该的，记者在三十七期本刊答梁先生信中说过：“关于这一点，我们对女子固不愿有何责备，因为寻常女子既无以自立，不靠‘赡养费’又怎样呢？”也就是等于许先生所谓“她被人蹂躏之后，必要过活，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她没有生活的权利。”可是我在上面几句话之后就接着说“不过这种女子绝不可‘只谈恋爱不谈婚姻’”。而童女士却有意要“只谈恋爱不谈婚姻”，所以走上了歧途。（这不是替“李哲学家”卸责任，“李哲学家”当然也有责任，这是记者早说过的。）

　　许先生对于这一点表示“我不相信童女士能够大胆说过此话”，但是我们试看“李哲学家”所著的那本《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小册子（良友公司出版），童女士在该书末了《读后感》里确有很明白的表示过，在该书里，“李哲学家”谈到“恋爱问题”，他说“我个人赞成恋爱而不赞成婚姻。我主张废除婚姻，破除小家庭，而造成一个大社会”。（见该书第二十四页，这不过引他的话，记者赞否是另一问题，请勿混为一谈）童女士即在该书的《读后感》里说“还有一个恋爱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与石岑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我对于恋爱，只觉得是润湿这枯寂的生活并促进事业上发展的一种工具。我不愿做名正言顺的良妻贤母，更不屑为任何人的小家庭的应有的装饰。我是社会的人，要干的事业正不少，做一个十足的今日的‘社会人’，才是我唯一的期望。因此，对于今日的变相的买卖婚姻，与不彻底的冒牌的恋爱，都觉得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污影。”如果“李哲学家”当时果把“只谈恋爱不谈婚姻”的话征求过童女士的同意，而童女士又确有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自愿的同意，我以为这件事的责任各人都应负上一部分——也许“李哲学家”要负大部分，因为他“比童女士大二十多岁”，立于“领导青年的地位”，但在这种情形之下，童女士自己似乎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

　　最后要讲到许先生怪我“对于‘只谈恋爱不谈婚姻’这一问题，以‘无暇置论’四字了之。”当时实因篇幅有限，正题之外只得把旁枝暂搁，留待另篇讨论，并非从此便欲含糊“了之”。现既承许先生提及，请“抛开李童事件”而略述鄙怀。我在此处仍要提出所谓两性关系的最高标准，即“两性间以不害人不害己为最高标准”。

　　（请参看上期答亦青女士的信）倘若社会环境及男女的平等程度能进化到虽“只谈恋爱不谈婚姻”而亦无害于两性间彼此的福利，我不欲反对（像苏俄现在的社会环境及男女的平等程度，虽尚未全废婚姻，但婚姻制度已比他国自由得多，连结婚仪式都可以不要。可参看《苏俄视察记》一六六页至一七二页《男女关系与婚姻问题》），但如果其中必要的条件未备而盲动乱来，害了对方又害自己，便违反了上面所说的那个“最高标准”，当然是不能赞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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