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敌救亡与军阀末路_邹韬奋

抗敌救亡与军阀末路

　　先生来香港创办《生活日报》以后，南方读者对于先生和《生活日报》，无不热诚盼望，知道先生必能以正言谠论，为南中国民众指示正确的道路。《生活日报》出版以后，广州方面，销行甚广，我们中大同学，尤十分爱读。从《生活日报》所载文字，我们知道先生等最近努力目标，无非在于唤醒民众，抗敌救亡。但是我们却有一个意见：我们以为抗敌应有真抗敌与假抗敌之分，真抗敌固然应该由全国民众，一致拥护，而假抗敌则不可不根据事实，加以揭破。不然，真伪不分，是非不明，虽天天喊着抗敌，而抗敌仍不会有实现之一日。贵报出版，适值西南当局通电出兵抗日。当时西南民众，对于陈李白所谓出兵抗日，是否具有诚意，原已十分怀疑。后来请愿中央抗日的通电发出了。广州市上抗日的标语也贴满了。东校场的市民示威大会也开过了。但是在西南当局辖境内，仍旧看不见有真正的抗敌举动。民众运动始终不曾开放。各校学生因从事实际的救亡工作而被捕失踪的，仍日有所闻。学生提议抵制仇货，为总部所拒绝。当局最初想请上海文化界抗日领袖，到广州来替西南政府捧场，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要在西南设立分会，却未得许可。甚至陶行知先生来广州各校讲演国难教育，也被当局下令禁止。更有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实：六月十三日的广州市民抗日大示威，号称参加者十万人，实际上却是由当局每人三毛钱的代价，收买街上失业贫民及乞丐来凑热闹。而对于救亡运动最热烈的学生，反因忿恨当局欺骗民众，拒不参加。

　　所以就当地民众的感觉，西南当局所谓抗日，完全是欺骗的。他们不过要利用抗日名义，来维持军阀割据的局面，使中央不能消灭他们，可惜关于这一点，贵报出版以来，并没有在言论中间，加以揭破。但是贵报始终并没有替西南当局鼓吹，或者就是为了不满意西南当局的缘故罢。

　　现在陈济棠因部属瓦解而下野了，广西李白也势难久持。陈济棠在粤主政七年，横征暴敛，屠杀青年，这次下台，粤人无不称快。军阀末路，咎由自取，诚不足惜。但陈济棠这次标榜抗日，原想借此保全残局，却反自召败亡。影响所及，恐从此大家将视抗日为畏途，以后再没有一个军人，敢于号召抗日，这是中国救亡前途的一大损失。这是不是十分可惜的呢？贵报本日社论说陈济棠之失败，非失败于抗日，而失败于不抗日，可谓一针见血。但一般人对于此层，还不能十分明白，往往把陈济棠的失败，归咎于号召抗日。所以我们希望贵报对于此点，再有详细的解释，使大家不至因此灰心，而怕谈抗日，先生当亦为以然。（下略）

　　（司徒彦文启，七月二十日。广州。）

　　本报系于六月七日创刊，恰巧在西南当局发表抗日冬电之后，因此本报出版一开始，就集中注意于西南事变。这次西南事变中，本报始终采取乐观态度，根据救亡联合阵线的立场说话。我们只希望中央和西南实行抗敌救亡，反对一切内战，对于双方都不存丝毫成见。但是因此有一部分读者，对于本报却发生两种相反的意见。有些读者急于盼望抗敌战争的实现，以为西南既已通电出兵抗日，本报应该表示极端拥护，对于本报论调冷漠，颇为不解。另有一部分读者，则又像司徒先生所说的，怀疑本报为什么不公然揭破西南当局的抗日欺骗。其实这两方面的读者，都没有充分理解本报的态度。现在好在西南事件快近结束，我们不妨作一个详细的探讨，说明本报的真正态度，以答复司徒先生以及一切关心本报言论的读者诸友。

　　（一）这次西南事件从发表冬电起，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前后经过作详细检查以后，可以断定西南当局并没有抗敌的真诚。本报六月八日的社论已经说过：要试验抗敌救国是真是伪，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开放民众救国运动，一是绝对不妥协。做到了这两个条件，就是真的，不做到这两个条件就是假的。西南当局直到最后始终没有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司徒先生信中所述官方包办示威大会，以及逮捕抗日青年学生等，据我们的调查，完全是确实的事实。此外西南当局既标榜抗日，但在两广境内，仍与敌人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甚至连缉私抵货都没有彻底去做。这又证明西南当局一面高唱抗敌，一面仍与敌人妥协。所以我们不必再研究别的，单就这两个条件来说，已足够证明西南抗日是假的了。

　　（二）事后检查既然知道西南抗日是假的，那末在西南运动未失败以前，本报为什么不明白揭破？是不是本报故意替西南当局隐讳呢？不，本报并不想替西南当局隐讳。本报创刊后一个半月以来，在社论和新闻中屡次提示真正抗日，必须从开放民众运动入手，而且始终反对以抗日的名义进行内战。这已经是从原则上揭破西南当局的虚伪了。此外本报虽然接到官方包办民众运动之类的消息，但在发表的时候，却非常审慎。这是本报忠厚待人之道。因为在目前中国，汉奸民贼，滔滔者皆是。全国实力派领袖只要能够公开宣布抗日，即使口惠而实不至，至少总比不抵抗丧失国土要高一筹。而且我们虽然明知西南当局抗日，并非出于真诚，但我们却天天盼望西南当局因舆论的督促，民众的要求，一旦由假抗日一变而为真抗日。我们登载西南抗敌消息，所以不愿吹毛求疵，就因为我们始终站在抗敌救国立场，对于西南当局希望过高的缘故。到后来西南当局依然不知觉悟，使我们完全失望，这是我们为了民族解放前途，所不胜痛心的。

　　（三）西南抗日既然是假的，那么西南运动的失败，自然是失败于假抗日，而非失败于抗日。对于陈济棠的颠覆，有的人以为是陈氏轻举妄动，空谈抗敌的缘故，有的人以为是中央绥靖政策的效果。我们以为都不对。我们以为陈济棠的下野，完全是民众的胜利。换句话说，是靠了广东民众的力量，才把陈济棠推翻了。陈济棠治粤七年，除了搜括剥削，屠杀民众以外，没有一件政绩能使民众满意。到了最后，日暮途穷，无路可走，因见民众有抗敌的要求，于是设起一个抗敌的骗局，想借此保全军阀地盘。谁知民众是欺瞒不过的。欺骗民众的结果，只是自取败亡而已。要不是民众反对，部下决不会纷纷离贰。部下不离贰，陈济棠何至崩溃如此迅速。所以我们认为陈济棠的失败，是民众的胜利，假如我们不能得到这一个教训，而认陈济棠的失败，是中央绥靖政策的效果，或者是标榜抗日之所致，那就是白白错过这一次经验了。

　　（四）向来中国军阀从事内战，一定要假借一个名义，如护宪，护法，护党之类。这次西南出兵，却用了对外抗敌的名义，这是一极可注意之点。因为这一事实，证明了抗敌救国，已成为中国民众共同有力的要求，当局即使无抗日决心，也不能完全置民意而不顾，甚至一个军阀到了末路，也不得不利用抗敌这一个名义，来进行内战。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影响的浩大与要求的强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因此司徒先生以为西南假抗日失败以后，会使大家视抗日为畏途，我们以为这一层倒不必过虑。因为这一次事变，充分表明了民众所要求的是真抗日，而不是假抗日。假抗日不仅不能挽回军阀末路，而且反足以自取败亡。经过了这一次试验以后，国内实力派应该大都有了警觉：惟有真正实行抗敌救亡，才能保全领袖地位，不然就不免做陈济棠第二。全国实力派要是都有这个感觉，全国一致的对外抗战，就不难立刻发动。所以这次西南运动的失败，不仅不会损害抗敌救亡运动的展开，而且也许竟是民族解放战争具体化的开端，也未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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