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国防会议前的先决条件_邹韬奋

召集国防会议前的先决条件

　　（上略）目前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抗敌救国的具体工作和民族统一阵线的实现方案，在贵刊上已经提出了召集国防会议的意见，是的，只有以国防会议来结合各党各派，各种信仰不同的团体，各阶层，各职业的人，只有国防会议才是决定民族解放运动策略的最高总领导机关。

　　可是在召集国防会议中，我觉得必需先要解除他的障碍和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以为

　　第一：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

　　在目前，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出路只有抗日救亡，除了发动民族抗战外没有第二条生路。我们回想到过去历年几次大规模的内战，和其他部分的军阀地盘之争或经济之争，已经说不清楚有多少次数！这时候民众所受的损失和痛苦是不可想象的。再看到数年来发动了数百万军队于内战，在军事上所用的经费，和民众所受到的痛苦是怎样？而一面却拱手让帝国主义者占领我土地，抢夺我财物，屠杀我民众；在这千钧一发的大难关头，我们还能够闹“兄弟阋墙之争”吗？倘若某些人还是想保全一己的一党的权势而忍心不抵抗外敌的侵略，而只是加紧中国人杀中国人，那他必然是汉奸卖国贼无疑。

　　第二：必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民众示威的绝对自由！

　　在民族抗战中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和坚固的组织，这些计划和组织的方法等等，必需要全国民众共同参加讨论，综合人民大众所必需的实际要求，建立抗敌的策略；在过程中，各地的民众自由集会示威都是必需的，因为这样才能团结力量，在经济上政治上粉碎侵略者的锁链，在过去，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就由民众组织了义勇军，并联合全沪日本纱厂的工人同盟罢工，这才支持了长时期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需要求人民的开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的绝对自由！

　　第三：外交公开。

　　一国的政府，它必然是要代表人民的意见，而为全国民众所一致拥护的，才是一个好政府。一个国家的一切对外交涉，都必需要公诸民众；在目前，我们的国家里，非但不容民众参加一些对外的意见，而且把一切交涉都秘密起来了。倘若不是为了欺瞒民众，外交为什么要秘密呢？在建立救国政府时，各党各派都应该开诚布公，公开外交，我们要根本否认任何已签订的秘密协定和条约，以及屡次为内战而借的外债。

　　第四：释放一切因爱国而被捕的同胞。

　　在抗敌救国上，必需的是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参加作战。多一个同志，就多一份力量，这些为爱国而入狱的同胞，我们没有权利叫他们不参加抗敌救国联合阵线。不久以前，中央要人冯玉祥先生也在大声疾呼主张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在目前还有人捕杀爱国的学生和民众的，他必定是卖国贼汉奸。

　　第五：严惩卖国贼并没收他的财产。

　　汉奸是民众的最大的敌人，如殷汝耕之流，是“人人皆得而诛之”的民族罪人，我们必须把他斩首示众，并没收他的财产充作抗敌费用。

　　最后，我觉得中国是世界里的一环，中国要求民族解放，必须联合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同时还必需联络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他是世界上和平安全的保障者，他是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恐怖者，他是我们弱小民族抗敌救亡中不可少的民族友军。（下略）

　　彬生上。九日于广州。

　　彬生先生来信提出的召集国防会议前的几个先决条件：（一）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二）必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民众示威的绝对自由；（三）外交公开；（四）释放一切因爱国而被捕的同胞；（五）严惩卖国贼并没收他的财产；（六）联络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全世界的弱小民族，共同奋斗。我们认为倘若没有抗敌救亡的诚意，一切都无须多说，否则这几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必须得到的。

　　提起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大家很容易联想到所谓“剿共”问题。我们觉得十年来给与中国的教训是倾全国的财力兵力，无法把“共”“剿”尽，这是事实问题，和“共”的该“剿”不该“剿”是不相干的。在这种事实之下，倘若果有诚意用全中国的力量来抗敌救亡，就不该在一方面又继续不断的进行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消耗力量于内战，即同时减损抗敌救国的力量，这也是事实问题，不是含糊不问，便可取消这个事实的。中国民众在国家民族临到了这样危险的时候，什么都不关心，所唯一关心的便只是抗敌救亡这一件大事；凡是和这一件大事有裨益的，什么都可以赞成；凡是和这一件大事有妨碍的，什么都是要极力反对的。

　　在事实上，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已经闹了十几年，没有方法结束；在事实上，这样继续不断的闹下去，只是消耗全国抗敌救亡的力量；那末真要达到抗敌救亡的目的——全国民众在当前所急迫要求达到的唯一的大目的——立刻停止一切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是事实上的需要。所谓事实上的需要，是你既无法消灭这个事实，要真正用全国力量来抗敌救国，非停止内战不可，不停止内战，便无法真正用全国力量来抗敌救国，那末在两者之间，你必须选择其一。全国民众为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当然一致希望能够用全国的力量来抗敌救亡，不愿再消耗国力于内战而致减少对外御侮的力量；所以也当然一致主张立刻停止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也许有人以为你不打我，我却打你，甲不打乙，乙也许要打甲，这个问题又怎样去解决呢？在甲乙相防相打的时候，你诈我虞，这诚然是无可避免的，但是记者在上面已经说过全国民众在当前的唯一要求是抗敌救国。反对继续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争，为的也是要救国。在甲乙共同用全力对侵略者争取民族生命的大目标下，无论那一方面，如有违反约言而有意破坏救国联合阵线的时候，必为全国民众所唾弃，绝对不能获得破坏者所要得到的结果；因为全国民众的唯一的要求只在事实上的抗敌救亡，凡与这个唯一要求有妨碍的任何行动，都不能得到全国民众拥护的，所以这一点是无须顾虑的。

　　所谓救国联合阵线，它的最大的功用是能联合全国的各党派各阶层各职业界的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抗敌救亡这一件大事。根据这个原则，彬生先生所提出的“必须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民众示威的绝对自由”和“释放一切因爱国而被捕的同胞”的两个条件，确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必须这样，才能运用全国的力量来救这垂亡的国家。也许有人说，这两个条件在原则上固然是对的，但是如果有人利用这样的开放来达到他们自己的另外目的，不是很可顾虑的吗？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上面不是已很明白的说过吗？全国民众的当前唯一要求是救国，是事实上共同起来抗敌救亡；凡是有裨益于这件大事的，便必然地获得全国民众的热烈拥护，凡是有损害于这件大事的，无论由那一方面那一个人发动，都是要受到全国人民大众的激烈反对的。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政权在手者真是出于抗敌救亡的纯洁动机，便无须害怕有什么人存着别的什么目的来利用开放的机会。反过来看，只有目的另有所在，和全国民众的一致要求不相干，因此得不到全国民众的拥护，才用得着害怕把民众的救国力量开放以后，自己的地盘和自己的利益保不住。其实在全国民众迫切地要求抢救国家民族整个生命的严重的形势下，无论何派何人，倘若仍然只顾到一人一派的私利，那无异睡卧于“厝火积薪”之上，等于自掘坟墓，终究不能避免自取灭亡的一条死路，对于民众力量的开放不开放，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外交公开也是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尤其是被侵略的弱大民族——所需要的，因为被侵略国优胜于侵略国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在后者的全国并不一致，而前者的全国民众为救亡起见，必然地是一致的；可是要能尽量运用这全国一致的敌忾力量，必须使他们知道侵略国无理压迫的具体内容；若用秘密外交来隐瞒民众，徒然减少敌方的顾虑，更放纵地肆其侵略，这是最大的失策。最近华北走私，侵害整个中国的全体，而日方宣传，却说这是“梅何协定”所规定的：“梅何协定”的具体内容怎样，全国民众只是蒙在鼓里，莫名其妙，侵略者反可藉此利用，实行他们的更激进的侵略计划。秘密外交的唯一功用，只是隐瞒本国民众，这是很浅显的事实；同时最有利于侵略国的无理压迫，这也是很浅显的事实。在被侵略的国家正须运用全国民众的力量来一致抵御侵略国，外交而出于秘密，和这个原则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至于彬生先生所提出的“严惩卖国贼并没收他的财产”，这个条件也是很重要的，这条件的重要不仅在消极方面，尤其在积极方面。阿比西尼亚在军事上的失败，有种种错误所致，不知运用被侵略的弱小民族最重要的抗战方式——大规模的游击抗战——和不知运用下层民众的坚强组织来严酷的制裁阿奸，也是很重要的失败原因。制裁汉奸卖国贼，最基本的力量是在下层民众的广大的坚强的组织。汉奸卖国贼活动必须先有容许他活动的环境。殷汝耕之流之所以敢横行无忌，就因为在现状下，汉奸卖国贼，反而被优容，受保护，民众救国运动反而是有罪的；这样一来，民众的制裁力量被压倒的蹂躏摧残，弹冠相庆的汉奸卖国贼当然要大展他的出卖民族利益的伎俩了。所以这件事——严惩汉奸卖国——和民众救国运动的开放也有连带的关系。因为在全国救国民众有组织的制裁之下，在救国怒潮狂发的紧张情势之下，汉奸卖国贼是很难得到容身之地的。

　　最后，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我们要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不但要倾全国的力量来抗战图存，同时也要运用国际上有利于我们的这个目的的各种力量。全世界弱小民族和我们是有着共同的利害，这是很显然而无须多所说明的。此外我们在这抢救民族一线生机的最危迫的时候，所要切实注意的，是我们要集中一切实力对付民族最大敌人的侵略，同时对于其他各国当极力维持乃至增进友谊的关系。例如英美法苏联等等，只须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此时要集中火力于对付疯狂地要断绝我们民族生命的那一个唯一的侵略国。我们对于其他各国都要建立友谊的关系。讲到在远东国土毗连，苏联尤其和我国有着共同利害的关系。为甚么呢？日本要进攻苏联。必须先灭亡中国；日本若灭亡中国，对苏联的进攻当然有更严重的威胁。所以从实际环境的共同利害上说来，苏联可以成为中国民族解放过程中的一个友军，一个国际上的好友。当然，我们同时也不要忽视了英美法等国的友谊关系。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因为我们决没有陷害他国的野心，只是要抢救我们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所托命的国家生命，只须我们能联合团结起来自救，必然地会得到国际同情的。

　　我们当尽量运用全国英勇悲壮的共赴国难的一切力量，全世界对我们为正义而艰苦奋斗的同情的力量，把中华民族从惨痛的陷阱中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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