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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光杆编辑兼光杆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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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渐渐“繁荣”之后,最感觉得显著的象征是读者来信也渐渐地增多。当时,“生活周刊社”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个附属机关,总的责任在名义上皆由职教社的副主任杨卫玉先生担负,但是因为他原有的事情已经够忙,所以所谓“生活周刊社”的内部事情,在实际上最初就只是两个半的同事干着。除光杆编辑算一个外,还有一个是徐伯昕先生,还有半个是孙梦旦先生(他有一部分时间还兼任职教社的事情)。读者的信件多了,光杆编辑不得不兼任光杆书记,自己拆信,自己看信,自己起草复信,自己誊写复信(因要存稿)。忙得不可开交,但也乐得不亦乐乎。因为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当然,光杆编辑不是万能,遇有必要的时候,还须代为请教专家,拿笔之外,还须跑腿,讲到读者来信的内容,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有的因为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细问那一个产科医生好,这还容易效劳;有的因为肚子大了要打胎,那就负不起那样大的法律上的责任了。有一次我写了三千余字的一封复信,说服了一个做未婚夫而万端多疑的青年,终于玉成了他们一对快乐的小夫妻,他们于欣慰之余写信来说要把《生活》周刊作为他们快乐家庭的永远读物。有许多事,编辑当然有严守秘密的责任。这种对读者的尽心竭智的服务是“生活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书店最重要的基础。此时只是萌芽,至于后来怎样扩大起来,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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