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民主第四章职工会的权力(2)

第四章职工会的权力(2)

　　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的期间，有一个新式的突击工作发展起来，即“斯塔哈诺夫主义”。在本质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有一个煤矿工人，名叫斯塔哈诺夫，在乌克兰的顿纳兹一个煤矿里，重新组织一组工人的工作，在这一组里他是一个领袖，因他重新组织的结果，出产大大地增加起来。他的那个煤矿的报纸宣传了这件事情，随后被其他的报纸视为难得的珍闻，辗转登载——因为苏联需要煤，于是斯塔哈诺夫的合理化的建议轰传到了全世界。

　　最初有很多厂长和工程师为着两个主要的理由，不赞成斯塔哈诺夫主义。第一，他们觉得工作方法的全部改组，是他们的职务，并不是一般矿工群众的职务。苏联政府的报纸立刻攻击这种见解，指出苏联的福利靠着全体工人的个人创造力的最高度表现。第二，在某些事例里，厂长和技师反对工人改组他们工作的方法，因为他们的工资要因此提高，要远超于技术和管理职员的工资！这个态度也被报纸所攻击，于是斯塔哈诺夫运动传播于全国。

　　斯塔哈诺夫运动，给与斯塔哈诺夫和他的仿效者的宣传与鼓励，刺激了每个工人，无论他是怎样不熟练的，都有志把自己造成一个合理化者，造成他或她的劳动的一个组织者。这样，每个工人都感觉到是被鼓励着不但利用他的手，也要利用他的脑。结果在物质的和文化的标准，两方面都有了一般的提高。不但如此，他们叫有领导作用的斯塔哈诺夫式的工人，做教授他们自己方法的教师。斯塔哈诺夫本人也被请回到他自己的乡村里去，用他的组织力提高该处集体农场的生产。他也费了许多时间视察各处煤矿，教导那里的工人怎样重新组织他们的工作，争取更大的效率。一个寻常的矿工变成了一个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了。这种事情在苏联今日是随时发生的，影响着整千整万的工人。

　　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及，斯塔哈诺夫式的工人由于他们的更多的出产，提高了他们的工资。在苏联，工资是怎样付给的？答案是：就一般原则说，是民主的，“各按各人的工作取值”。

　　每年，在每一个苏联的工厂里，职工会和管理处之间订立一个“集体合同”。这个合同规定管理处对于工人，在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服务所应负的责任，也规定该厂工资的详细等级。这种工资等级的一般的基本原则，是由各业职工会的中央委员会，与管理各业的政府各部合作，共同决定的。至于要适合各地情况的详细情形，是由每一个工厂分别规定的。这样，至少每年一次，每个工作的男女都有机会参加工资率的一般的讨论。这些工资率，由最高到最低，都须加以重新的检查；每个工人都有机会讨论他所得的工资。在这个讨论里面，每一例外都被考虑到，由此工人们最后对于什么工资率是公平的，得到共同的意见。集体合同就根据这样的讨论起草。结果，工资的差异尽管相当的大，每人对于每一特殊的工资都知道理由。于是他们知道怎样能够提高他们自己的工资；在我们讨论机会平等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在苏联工人如欲提高自己的资格，大概都有机会达到他们的目的。

　　但是工资既然是不平等的，有些人一定要比别人的生活过得好些。这是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据说在苏联的人民也可以贮蓄，国家对于人民的贮蓄在实际上还付给利息，这是不是真确的？这样情形的结果，将来会不会发生一个闲暇的阶级？

　　关于贮蓄这件事，我们先谈谈上面所提起的第二个问题，苏联政府在实际上对于贮款确曾付给年利七厘到八厘，直至一九三六年才有变更。此事实行的时期，是全国都在努力建立生产的工具。在这样的时期里面，在消耗上每一件节约的事情，都于社会有益，因为这样能使更多的资源尽量用到生产方面去。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由于政府的命令，利率过一夜忽然减低了一半。在当时贮蓄的款子一直在增加起来，而在消耗上鼓励节约的急迫性却低微下去了。在将来，消耗品生产量更多，生产工具的扩大更不必像以前那样急迫，政府将更有命令把利息完全废除。

　　在苏联，利息只是暂时的现象。收受利息的人绝对不能因此控制全国经济生活的总计划。他们不是雇主，他们不能决定应该生产什么，什么人应该工作，并在什么条件之下工作。他们除非是工人和工资劳动者，不能参加全国经济生活的计划。我们在以后将要看到，除非是工人，任何政治的权利都没有。而且在苏联的法律明白规定，“工作是全体公民的责任”。所以他们如果成为社会中一个闲暇的部分，那是犯法的事情。

　　其次讲到不平等的工资问题。这个不平等，在苏联社会里是有着一个明确的当前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要促成生产力的最大可能的发展，这是提高一般生活标准的唯一途径。在革命以后，就采用不平等的工资，藉以鼓励最优的工作。有的时候有人说，苏联在较近的时期里才“回到”不平等的工资。这是不确的。自革命以来，件工工资已被采用过；但是以前在工资率方面，确有若干过分的例外规定，尤其是在五年计划初期，使某些熟练工人工资反比不熟练工人来得少，于是优良的工人得不到使他们更为努力的鼓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实行五年计划期间，特别注意各业里合理的工资等级之规定。

　　这是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马克思，认为不平等的酬报是共产社会初期的一个特点。在一八七五年，他曾经这样写过：“当它（指社会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出现的时候，仍在经济上、道德上、和知识上，染有它所从出现的旧社会的遗传下来的疾病”，在那时候，各人还须依着他们的工作，从社会收受全部生产中的一部分。

　　他继续这样说：在那时候，“一个人在体力上或知识上胜过别人，所以在同一时候，能贡献更多的劳动，或能作更长时间的劳动。”但这个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已“承认没有阶级的差异，因为每一个工人都和他的伙伴同样地是工人，但是它却默认因为有着不平等的各人的资质，有着不平等的各人的生产能力，所以这种人应享有自然的权利。”只要是生产工具从雇主的手中取出之后，并由公共机关主持管理，无论这公共机关是国家、是地方当局、或是合作社，我们就有了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下，大家都是工人，无论是厂长或是不熟练的工人。但是每一人所赚的，是要根据他的工作；工资率的确定，是由人民自己通过他们的职工会和雇用的机关所订立的集体合同。

　　在苏联今日工资是不平等的：我们却不可误会，以为这个事实所包含的意义是说那里的工人并不能依他们的需要，比其他地方的工人享受得多些。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苏联的工人已经依他的需要，享受许多事物。例如关于住宅，所付的租金约等于所赚的百分之十，所以赚得最多的也付得最多。同样地，一个工人因病离开工作，或者因为他要离开去照顾家中的一个病人，他所应得的工资都须由社会保险中照付。妇女在生产前的两个月，及在生产后的两个月，虽不做工，工资仍须照付。而且如果依医生的嘱咐，她们必须提早停工，或展缓回工，她们还得休息较长的时期，工资仍须完全照付。托儿所和幼稚园关于儿童的设备，学校供给儿童的膳食，取偿有差异，也是根据父母的经济状况。此外，在工人遇着假期的时候，工厂的管理处和职工会，都须给与工人帮助，使他们能够享受最好的假期生活，不但为着娱乐，而且也是为着他们在健康上的利益。

　　苏联的社会保险是一件规模宏大的事业，它影响二千万以上的工资劳动者的生活。社会保险的管理，完全握在苏联职工会的手里。在每一个工厂里，在每一个工场里，有一个职工会的会员要担负“保险代表”所应做的“社会的工作”，要负责访问生病的工人，要注意他们确受到他们的保险费。而且遇着任何地方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做到从管理处及社会保险费中给与他们以额外的帮助。遇有需要的时候，这位同志也要替他们取得休养院和疗养院的派司。

　　这样的一个保险代表，一方面要负责帮助生病的工人，一方面也要代表职工会防止诈病的流弊。倘若有一个工人因在路上受伤而离职，经保险代表的调查，发现他是因为酗酒而在路上受伤，那末这件事就受不到大的同情，而且遇有这样的事，有一部分的保险费也许要被保留。这样的一个工人，当然还可以控诉于职工会的大会，但是在这样情况下的要求，大概也受不到多大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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