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实际社会第五章生产更高阶段的由来

第五章生产更高阶段的由来(1)

　　在本书的第二章里，我们曾经叙述过卡尔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的理论。阶级斗争的发生，是由于一种生产的形式把社会分成阶级，其中有一个阶级是在进行着实际的生产过程（奴隶，农奴，工资劳动者），同时有个另一阶级（奴隶所有者，地主，资本主义的雇主）却在享用产品的一部分，而无须工作来参加生产。但是在每一个时代，除了这两个主要的阶级之外，还有其他的阶级，——就主要的说，较早的生产形式中的残余，像今日的“农业生产”者；或者像封建时代的初期的手工业者，他们是在后来占优势的资产阶级的先锋。

　　阶级之间的斗争，帮助人类向前达到生产的更高阶段。当一个胜利的革命发生的时候，生产的更高形式被采用，或得到广大的扩充。在英国，资本主义更前发展的途径，是由克伦威尔革命和一六八九年的“光荣革命”开辟出来的；在法国，这同样的任务是由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和随后的几次革命担负起来的。

　　但是卡尔并不以笼统地叙述这类事实为满足；他仔细观察在他当时的斗争，由此发现阶级间斗争的法则。

　　这不是关于斗争的详细的技术的问题。卡尔看出，要了解社会的发展，重要的事情是要对于参加革命运动（即发展“生产的新形式”的革命运动）的阶级力量。由于研究欧洲许多国家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实，他能够指出，有某些一般的特点是可以普遍适用的。

　　什么是这些在革命中看得出的一般的特点或法则呢？

　　首先，革命的斗争总是将在新的生产制度中得到政权的阶级所进行的，但却不是由这一阶级单独进行着。试举个例子，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旁边还有农民，——封建主义的生产阶级，——小商人，独立的手工业者，和未来的劳工阶级的萌芽。人民中的这各部分都参加革命的斗争，反抗旧秩序的统治阶级，因为他们虽然有着分歧的利益，但是他们都彻底明白：旧秩序就是对于他们的继续的压迫，继续并增加他们的困难。

　　后来发生的其他的欧洲革命，也很有这同样的情形，在许多国家里推翻了封建君主的专制势力，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扫清道路。人民中其他的一切部分都多少团结起来，反抗以前的统治阶段。在最初的阶段，领导革命的总是新的统治阶级，——新兴的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尤其是劳工阶级已经达到发展的某阶段的地方，新的同盟被建立起来。人民中的劳工部分，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加入这个斗争，提出他们的要求，新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却不准备允许。遇着这样的情形，人民中的劳工部分便要设法实现他们的要求，资本家便要转向更反动的部分，来反抗工人。很类乎这样的情形，就在克伦威尔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在法国直到一八四八年也屡次发生过。

　　在一八四八年的六月，巴黎的工人企图保卫他们新取得的权利，但却失败于二月革命所建立的新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卡尔却认为巴黎的劳工阶级已经相当发展，在下一次的革命，它便能领导，而不是仅仅追随着资本家的领导。这件事在实际上发生于一八七一年，当时巴黎的工人领导着建立公社，在巴黎支持了十个星期。这是第一次由劳工阶级领导革命的行动，但是这个事实的意义却不是说当时劳工阶级是在单独作战。他们起来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这些大地主和资本家使法国卷入战争漩涡，并企图从巴黎人民的失败和饥饿中来发国难财。在这个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中，立在工人旁边的还有：小商人，他们因为政府拒绝下令延期还债和租金，受着破产的威胁；各阶级的爱国分子，他们痛恨德国在战争中的胜利和政府所接受的条件；甚至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他们也在那里恐怕政府要复辟。当时巴黎工人所处的地位，其主要弱点之一是：他们未曾认真设法吸引农民立在他们的方面来。

　　但是有个要点仍然存在着：每一个旨在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之真正的革命，不仅是将要接替它的政权的那个阶级的革命，同时也是遭受统治阶级压迫的一切人的革命。在发展中的某阶段，革命是由资本家领导，用来反抗封建君主和地主；当劳工阶级已经发展起来的时候，它能够领导参加革命的各部分的人。换句话说，根据历史所表示，在每一次革命，各部分的人民构成同盟，共同反抗主要的敌人；在反抗大地主和资本家的革命中，这样的同盟是由劳工阶级领导。

　　革命使一个新的阶级得到政权，由此引进一个新的生产制度：这种革命只是阶级间在生产方面利益的冲突而继续斗争，达到了最高的一点。在工业资本主义的较早时间，这种冲突只是散漫的，几乎全是关于某特殊工厂里的工资和状况的问题。“但是由于工业的向前发展，无产者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起来，并且集中于更大的集团，力量也随着增长起来，本身也更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工人们组织工会，规模逐渐宏大，能够进行全国规模的斗争。工人们组织合作社，来保卫他们立于消费者地位所应有的利益。在发展到比较进步的阶段，他们组织他们自己的政党，这政党能为着他们的阶级利益，代表并领导斗争。

　　这个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呢？

　　卡尔认为，劳工阶级政党的目的是要准备并组织革命（即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其次是要组织新的生产制度（即社会主义）。

　　这个准备的过程，包括帮助各种各式的劳工阶级的组织向前发展，尤其是工会；这些组织增加劳工阶级的力量，并使它“更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个准备的过程，也包括帮助每一部分的工人为着当前的利益而进行的任何斗争，——为着较高的工资，较优的工作状况等等。通过这些斗争，工人们常能争得较优的待遇；但是这种待遇不是可靠的，——“他们战斗的真正的成效不是在当前的结果，却是工人团结之继续的扩大。”在这些斗争的过程，工人们渐渐自觉他们是一个阶级，有着他们的共同利益，要共同反抗资产阶级。劳工阶级的政党帮助推进这个发展，并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继续存在的时候，阶级间的斗争必然是要继续下去的，同时经济恐慌和战争给与工人以可怖的灾难；但是这种冲突和灾难是能够由生产制度的改变而消除的，不过要改变生产制度，却需要武力推翻资产阶级。

　　为什么卡尔认为“武力推翻”是必要的呢？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们已解释过他对于历史的分析，所得的结论是：必须在新的阶级用武力向以前的统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新的生产制度才能被采行。所以从历史上所得到的结论是：劳工阶级如果不用武力推翻以前的统治阶级，它不可能把生产改变到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面去。这个一般的历史的结论，由于卡尔对于国家的研究所得到的佐证，更增加了它的力量。

　　国家，有的时候被人想作议会（按就英国而言）。但是卡尔曾经指出，国家之历史的发展和代表的机关是没有关系的；恰恰相反，国家这个东西，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要通过它来强迫其余的人民接受。在原始的社会里没有国家；但是后来人类被分成阶级的时候，由于阶级间利益的冲突，特权的阶级如果没有直接由它控制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它的利益，那末要维持它的特权便不可能。“这种公共的武力存在于每一个国家里；它不仅包括着武装的人，而且还包括着许多物质的附属物，如牢狱以及各种各式的压迫的机关。”这个公共的武力总有着维持现有秩序的任务，——即维持现有的阶级区分和阶级特权；它总是被人认为超越社会的东西，“不偏不倚”的东西，说它唯一目的只是“维持法律和秩序”，但是在维持法律和秩序之中，它却在维持着现有的制度。对于要改变制度的任何企图，它总是要压制的；在常态的、日常的任务中，国家的机构用着显然和平的手段，拘捕并监禁“煽动的”人民，制止“煽动的”文字等等；但是到了运动有着更广大的性质的时候，便公然由警察用武力，在必要的时候而且要用到武装的军力。这个武力的机构，为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行动，就是国家。

　　这国家是不是由议会或国内其他代表机关所控制着呢？代表的机关只代表统治阶级的时候，它也许可以控制着国家的机构。但是如果巴立门或其他的代表机关不能适当地代表统治阶级，而且要企图通过统治阶级所震撼的计划，在这样的时候，它不能控制着国家的机构，便要变成显明的事实了。在历史上可以看到有许多代表的机关，曾经企图为着统治阶级以外的阶级利益而服务，但是这样的代表机关却都被关闭，在必要时还要被武装的力量所解散。凡是新兴的阶级对旧的秩序得到胜利，——例如英国在克伦威尔的时候，——它能达到这个目的，不仅是由于巴立门里的投票表决，却是由于组织新的武装力量来反抗国家，来反抗旧的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

　　投票权的扩大，并未曾改变这个形势：这在卡尔也是已经看得明白的。真正的权力是握于在生产制度中占优势的阶级手中；它要维持它对于国家机构的控制，无论代表的机关有着什么变化。所以真正权力的改变，必须先用武力推翻旧的国家机构，这旧的国家机构的全部武力是在压制正在努力改变现制度的新的阶级。

　　由卡尔得到的这个结论，已由较近的历史事实所证实了。法西斯主义的全部的基础，就是用武装的力量破坏各种各式的代表机关。法西斯组织是国家武力的新的形式，不是国家武力的旧的形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的主要的分析，并不能有所更改。佛郎哥对于一个合法选出的巴立门制度的政府，发生叛乱，可见代表机关对于国家机构的控制是多么微细了。

　　但是统治阶级怎样能维持它对于国家机构的控制，尤其是对于武装力量的控制，而国家机构及武装力量在表面上或“依照宪法”，却是应归巴立门控制？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要从国家机构本身的特质中寻找出来。在每一个国家里，军事上的较高的位置，司法方面的较高的位置，以及一般管理机关中的较高的位置，都是由统治阶级中人或他们的忠实的走狗担任。这件事是有委任和升级的制度担保着。无论在代表机关中的民主精神发挥到什么程度，要深入国家机构的强韧的核心，是不可能的。在没有严重问题发生的时候，国家机构和民主的议会之分歧，还不很明显；但即在英国，还有一九一四年克拉（Currag）军变的例子，当时有反对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反动的叛乱威胁，而该军军官竟拒绝执行驻防北爱尔兰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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