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实际社会第二章社会发展的法则

第二章社会发展的法则(1)

　　人类的历史被人写出的时候，往往不外乎纪录国与国间的战争，和个别的君主、将军、或政治家的勋业。有的时候，这些个人的动机之被描写，也是从单纯个人的方面看去，——说是他们的野心引导他们去征服别国的土地，或他们的道德的或非道德的见解使他们采用某些政策。有的时候，他们被描写着是为着国家的光荣或威信而行动，或是为着宗教的某种动机而行动。

　　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历史，依卡尔理论说来，是不能认为满意的。

　　首先，卡尔理论认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必须研究人民，对于个人虽也可加以研究，但必须他们所代表的比他们自己广大得多，——所代表的是人民的某种运动。

　　试举一个例子来说。克伦威尔在英国历史上所以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见解和个人的行动，却是因为他在一部分英国人民反对旧秩序的运动中有重要的贡献。他和他的运动打破了封建制度的障碍，替英国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里有关重要的，倒不是关于他的打仗和他的宗教的见解及阴谋等等的纪录，却是要研究克伦威尔在英国的生产与分配的发展中所占的地位；要了解那个时期在英国为什么有反对封建君主的斗争；要研究那个时期在实际上所造成的变化：这些事情才是重要的；这些事情才是历史科学的根据。由于利用这样研究所获得的知识（连同研究其他时期与其他所获得的知识），我们便可能造成一般的理论——即关于社会发展的法则。这些关于社会发展的法则，和化学的法则或任何其他科学的法则，是同样真确的。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些法则，便能够利用这些法则，如同我们能够利用任何科学的法则一样，——我们不但能够预言什么事情可能发生，而且能够使我们自己知道怎样行动来促成这件事情必然要发生；在另一方面，如将遇着法西斯主义，也能够知道怎样行动来阻止它的发生。

　　所以根据卡尔理论来研究历史，其目的是要追溯那些贯穿于一切人类历史之自然的法则；为着这个目的，卡尔理论所注意的不是个人，却是人民。而当它注意人民的时候（在太古社会阶段之后），它发现人民中有着不同的部分，有些部分向一个方向拉，有些部分却向另一个方向拉，都不是从个人做出发点，都是从阶级做出发点。

　　这些阶级是什么呢？用最简单的说法，这些阶级就是人民中依同样的途径得到生计的各部分的人。在封建的社会里，君主和封建主都是靠他们的“农奴”所供给的某种形式的贡品（无论是个人的服役，或物品的进贡），得到他们的生计；在实际上生产物品的是这些“农奴”，主要地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封建主子们是一个阶级，他们所保持的是阶级的利益。——他们都是要从他们农奴的劳动中尽量得到更多的利益，他们都是要扩大他们的土地，增加为他们劳动的农奴的数量。在别方面，农奴们是一个阶级，有着他们自己阶级的利益。他们要替自己及家属保留更多的自己所生产的东西，不愿把它交给主子；他们要有为着自己工作的自由；他们要从主子的虐待解放出来，他们的主子也就是他们的立法者和法官。有一位盎格鲁撒格逊的作家曾经用下面的句子描写要为主子土地耕种的一个农奴的感觉：“噢，先生，我工作得很勤苦啊。天朦朦亮我就出去，把牛赶到田里去，把犁配上。冬天从没有这样严冷过，我不敢顿在家里，因为怕我的主子；每天我必须耕种一全亩或更多的地……”

　　因此，在每一个封建的国家里，在主子和农奴之间，总有经常的斗争进行着，有的时候，只是出于个人的要求，或一群农奴反抗他们的特殊的主子；有的时候，这种斗争却有着更广大的基础，有广大数量的农奴共同行动，要求改善他们一般的生活状况。在英国由波尔（John Ball）及泰勒（Wat Tyler）所领导的一三八一年的叛乱，就是一个例子。关于这个故事的全部情形，见于弗根（H. Fagan）所著的《震动英国的九日》（“Nine Days that Shook England”）。相类的农奴或农民的起事，曾经发生于德国、俄国、和其他的国家；此外，较小规模的斗争也在继续不断地进行着。

　　农奴们除了对于他们主子的土地有工作的义务外，还须用物品来作许多形式的贡品——主子们不但分享农奴们在土地上所收获的产品，而且还要分享农奴和他们家属的手工的产品。那时也有了某些专门的生产者——例如武器和器具的制造者。那时还有了商人，他们买进剩余的产品，用来交易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渐渐因为贸易的增加，这些商人开始需要的产品，不是以前由农奴所生产而为他们主子们所不需要的剩余产品所能供给的了；于是他们开始发展为着市场而需要的有组织的生产，利用那些已被释放或由主子那里逃出的农奴的全部时间。已被释放的农奴里面，有些也能自己设法在城镇里经营起来，成为自由的手工业者，制造布匹、金属器具、和其他器具。这样在慢慢的发展中，经过了几百年，在为着本地消费的封建式的生产之中，同时也发生为着市场的生产，由独立的手工业和工资劳动者的雇主进行着，独立的手工业者渐渐地也发展成为劳动的雇主，有伙计为着工资替他们工作。所以自从十六世纪以后，便渐渐成立一个新的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同时带着它的“影子”即工业劳工阶级。在乡间，旧日的封建的义务也消逝了，——个人的服役改为金钱的租金；农奴有许多变为自由的农民，每人有着他的租地；土地所有者对于他自己田地上所需要的劳动力，开始付给工资。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农人也渐渐存在了，随着来的是赚工资的田间劳动者。

　　但是资产阶级在城镇和乡间的生长，并不曾自动地消灭以前封建主的统治阶级。恰恰相反，君主、旧的据有土地的贵族和教堂中人，都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尽力利用新的资本主义。已被释放的或已逃到城镇中去的农奴，也逃避了对于主子的进贡（无论是个人的劳役、用物品进贡，或用货币进贡）。但是等到这些农奴的后代比较富有的时候，他们开始觉得他们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国王和封建的贵族要他们付出一切种类的赋税，限制他们的贸易，阻碍他们制造营业的自由发展。

　　国王和旧的据有土地的贵族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控制着国家的机构，——武装的力量、法官和牢狱；同时他们还有制定法律之权。因此，资产阶级的生长，其意义也就是新式的阶级斗争的生长。资本家要从事于反抗君主及封建主的斗争，这个斗争继续了许多世纪。在某些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这个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着，——但是在英国和法国（举个例子来说），这个斗争是已经完毕了。

　　这是怎样成功的呢？

　　这是由于资产阶级从以前的封建统治者取得政权，是由于武装的革命。在英国，这个阶段的达到，较其他各国都早得多；新兴的资产阶级反抗捐税和限制，作继续不断的斗争，到十七世纪中叶，已达到了高点。当时资本家所受的限制，妨碍着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之扩大。资本家最初试用和平的方法，——例如呈请国王，拒绝付税等等，——来排除种种限制；但是这样反抗国家的机构并没有得到多大的结果。于是资本家不得不用实力来对付实力；他们不得不鼓动人民来反抗国王，反抗任意的捐税和贸易的限制，反抗为着企图打破封建障碍而被拘捕，而被国王的法官加以惩罚。换句话说，资本家不得不组织武装的革命，领导人民起来反抗国王和旧式的压迫，——用军事的方法来击败以前的统治者。必须在这件事做到之后，资产阶级才有可能成为统治阶级，才有可能打破资本主义发展所受到的一切障碍，才有可能制定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法律。

　　诚然，在英国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在大多数的历史上，都把它视为是反抗专制君主查理第一（具有罗马天主教学问而工于阴谋的君主），而克伦威尔则被视为是值得崇敬的反天主教的人物，认为他有着英国自由的伟大理想。总之这个斗争是被视为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战争。卡尔理论的看法，却比仅仅注意个人更为深刻，却比仅仅注意战争所用的口号更为深刻。它认为那个时期的斗争，其真谛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从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夺取政权的战争。在事实上，这确是一个明显的转捩点：在那次革命以后，以及一六八九年那次革命的第二阶段，资产阶级在国家的控制方面争取了很大的参预权。

　　在英国，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来得早，当时资本家的胜利还没有决定全局的力量，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程度。因此的结果，虽则旧的封建关系大部分是被打破了，可是据有土地的阶级（包括由城镇中来的富有的新参加者）大部分还是残存着，它本身就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地主，在随后的二世纪中，与金融资本家相勾结，保持着控制国家的颇大部分的参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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