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踪忆语二　从伦敦到纽约

二　从伦敦到纽约(1)

　　记者于今年五月十一日由伦敦乘德船欧罗巴号赴美，五月十六日到纽约。德国船很清洁，仆欧都是用德人，服务都很周到，都很有礼貌。在欧遇着惯于旅行的朋友，都说清洁和有礼貌，以德船为最，依我此次所经历，觉得不错。同船的中国人，只记者一个。船上有三个日本乘客，总是三个人在一起，从未看见他们和其他乘客谈过话，或参加任何社会性的聚会或游戏。除在餐厅里看见他们外，不很看见他们的影踪。我本想不妨和他们谈谈，但他们每次遇到我的时候，总是用斜眼睨视，那一副面孔表现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在餐厅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占着一桌，仍是用斜眼远远地向我睨视，同时鬼鬼祟祟地说长论短，那一种情形，断绝了我要和他们谈谈的念头。

　　和我在餐厅里同桌的有三个人：一个是久住英国的美国人，他是个机械工程师，年已在五十以上了；一个是由纽约往欧洲接洽营业完毕回去的美国人，他也是个机械工程师，却是个近三十岁的青年；还有一个是久在纽约经商，由希腊回纽约的希腊人。那位老工程师鉴于所亲见的英美两国失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日益尖锐化，认为旧社会制度已确然破产，无可挽回，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能解决，但他的觉悟就至此而止，问他怎样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他却含糊不能自圆其说地坚执和平的办法，——也就是维持现状——所以他尽管满嘴大提倡其“旧制度破产论”，而他的主张在实际上却是在积极维持这个“破产”的“旧制度”，这种显然的矛盾，在他并不感觉到，或虽感觉到而亦不愿或不能作再进一步的分析。那位青年工程师的认识却比较地进一步，以为非根本把障碍物除掉，要实行社会主义是梦想。

　　他认中国革命的成功，影响于全世界的局势非常重大，所以他对于中国前途的热望，也异常地殷切。同是工程师，而在认识上有这样的差异，仔细一想，却也不无他们的颇堪玩索的经济背景。原来那位老工程师多少是一位功成身退的工程师，这所谓“成功”当然是从他个人着想；他已有了相当的盈余，在英美两国都有他所开的工程公司，他自己已不必多管事，只须随意看看，过他的舒适的晚景；那位青年工程师却是个初出茅庐的脚色，在经济上对旧制度无所依恋。诚然，也有人不因地位的关系而仍能加入革命战线的，但这究是例外，就一般说，经济的背景决定个人的意识和认识的力量是很大的。那位经商的希腊人，还够不上做资本家，多少还只是小商人的地位，他只是唯唯诺诺，不加可否，意思是只守中立的态度；其实中立的态度就等于参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挣扎，在形式上尽管好像中立，实际上还是等于“助桀为恶”。

　　时代的巨轮一天一天更猛烈地向前推进着，只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条战线，没有什么中立的余地了。我们在船上共餐了五六天，谈话的机会自然很多，在认识上和信仰上的分野，无意中流露的，已显然有截然的界限。除公然倡言维持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特权阶级的死硬派外，上面所谈到的三个人的态度，很可代表现社会中的三种人的态度。

　　在船上看书的时间居多，有一次在吸烟室里看书，无意听到隔桌有两对夫妇在谈话；一对的口音像美国人，一对的口音像移居美国而仍未脱去原来口音的德国人。前者年龄约在四十以上，后者约为三十许人。听他们的谈话内容，知道那纯粹美国人是久在印度干什么职业而因例假回国旅行的；那美籍德人是已获得一种印度位置，不久要往印度去的，很恳切地探问关于印度的生活情形。最可注意的是那位“老印度”告诉他的一段话，他说欧人（他说European，其实他的含意就是指白种人）在印度的生活不得不阔绰，因为必须这样才能维持欧人的尊严；他有一妻一子，须用园丁，阍人，厨子，女仆等等，并告诉每月须支付各个的工资若干。这“老印度”侃侃而谈，说明维持欧人在殖民地的尊严的必要，那位未到过印度的后进凝神屏息静听他的经验之谈；一面言之谆谆，一面也听得津津有味。他们未曾梦想到用阔绰生活来维持尊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利用剥削所得以实行阔绰生活，正是自掘坟墓的行为，正是引起鄙贱的行为，还有什么“尊严”可以“维持”呢！但这位“老印度”的“人生观”却很可以代表所谓“优越民族”对待“劣等民族”的心理。

　　当然，反过来看，我们的意思也并不是说穷苦生活的本身有什么可以尊尚的价值，而且在人剥削人的制度未消除以前，徒然提倡“安贫”，正是替剥削阶层放烟幕弹！我们看到欧美各国的一般人的生活，拿回来和中国人的生活比较比较，没有不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我们倘不努力使一般人的落伍的非人的生活改善而为健全的合理的人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莫大的耻辱，这种耻辱决不是把古人的死尸抬出来，提倡什么“安贫”的“道德”所能掩饰的。我们要铲除剥削多数人而造成少数人享用的不平等制度，树立共劳共享的平等制度；目的还是在积极方面，不是在消极方面。

　　五六天的大西洋的海程很快的过去，五月十六下午三点钟便驶进了纽约的哈得孙河（Hudson），渐渐地靠近纽约的码头。据由美国到欧的中国朋友谈起，在西雅图或旧金山上岸的黄种人，上岸前由移民局人员问话的时候，向例黄白分成两队，不许混杂，白队享着先问的权利，黄队却须等在后面。我后来到美国旧金山的时候，遇着一位到美刚两个多月的中国留学生某君，据说他到美在旧金山上岸时，日本人得夹在白队里同享先问的权利，中国人还是另列一队在后面“恭候”着。从欧洲赴美的中国人不多，就是要另列一队也列不成功，所以记者这次到纽约上岸前，还得随便夹在乘客中经移民局人员问话，又因为伦敦美领署的公文已到，所以略谈几句便算了事，未曾受到什么留难。

　　驶进纽约，最初印入眼帘的是自由神像（Statute of Liberty）和四五十幢好像成群结队似的矗立着的摩天高屋（Skyscraper）。这个自由神像是在纽约海港离门赫吞岛约一英里余的柏得罗小岛（Bedloes Island）上面，由底到顶，高一百五十五尺，高撑火炬的右臂达四十二尺，头上可立四十人，火炬上可立十二人。这神像是法国赠与美国的。自由诚然是人类所渴求的宝物，但在这金圆帝国的自由属谁，到如今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遥望着这个高撑火炬的自由神像，所获得的感想，似乎要替这“自由神”觉得惭愧了！

　　许多摩天高屋确是很奇突的现象，从欧洲来，尤其是从守旧著名屋宇陈旧的伦敦来，使人感到伦敦无所不小，纽约无所不大的印象。（这当然是比较的，伦敦的房屋当然有它们的古香古色，也不很小。）在百老汇路的Woolworth，六十层，高七百九十二尺，以前已算是世界上第一高的高楼了；而现在最高的却要推第五路第三十四街的Empire State，一百零二层，高达一千二百五十尺。高达一千尺以上的还有勒辛吞路第四十二街的Chrysler（七十七层）。此外有八九百尺高的，有七八百尺高的，有五六百尺高的。这却是纽约特有的现象。这不仅是由欧洲到美游历的人所注意的现象，即美国各处的人民到本国东方游历的也要看看纽约的摩天高屋。在美国繁盛的时代，像最高的Empire State，每日游行者平均达四五千人（这高楼第八十六层和第一百零二层都有瞭望的设备，四面有石栏，全城一望无余，其余为各种店铺），租户达两万户。但自一九二九年经济恐慌之后，大半空着，没有人租，游客也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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