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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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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生的回国,给我以极大的欣喜!《大众生活》的刊出,给我以极大的兴奋!我对着登载《大公报》上的《大众生活》四个大字呆看了好久:我分不清我的情绪是兴奋,是高兴,抑是悲哀,更无法用度量衡来测量我兴奋的程度。 一别二年的《生活》在这个大时代复活,是很使爱他的人担忧他的寿命的。因为常站在与大众对立的地位的人们和侵略者,与我们求民族独立生存者的行为是敌对的。这样一个代表大众喉舌,代表反抗侵略者的急先锋的刊物,是很易遭到夭折的。我们的《生活》,《新生》,就在这二种压力下逝去,不,永远生存着! 因为我们爱《大众生活》太深了,所以我们迫切地希望它生存着,给我们一些安慰。请先生在可能范围之内,避免无谓的牺牲。我有二点感想不知可供参考否:(一)对国内少攻击个人,评击个人,读者看了虽然称快,但会引起被评击者的妒视与仇恨,这形成刊物夭亡的一个主要因素。我国要人们确是太不像话,但我们应从大处着眼,个人是整个社会体制的产物,不应该称快于一时,而忘了未来更大的责任。我们所要的是更迭整个社会组织,不仅仅要求更换几个要人。(二)关于对外,尤其是我们的侵略者中的急先锋,说话要用些特别的工夫。只要我们还是中国人,我们是能明白所指者是谁。我认为以上二点,并不能指为与恶势力妥协,应该是我们的战术!(下略) (李涵 十一月廿二日 天津。) (二) 刚才把《大众生活》创刊号看完,现将读后感想告诉先生: 先生以前主编的《生活》周刊,我定阅年余,不幸因故停刊。接着杜重远先生办的《新生》我也定阅过,但也不得善终。这初生的《大众生活》,我很盼望它能自自然然的发荣滋长,但前途吉凶,和我们大众一样,是否能生活下去,未可预卜,望先生格外注意,勿使夭折。 (袁芝生启山东 十一,廿。) 近来我们接到许多读者好友的信里面,有不少是在替本刊担忧,很诚挚地希望本刊不要“夭折”,这种隆情厚意,实在使我们受到很深的感动;我们除敬致无限感谢的意思和更要格外努力外,还有几句话要提出来说说,因限于篇幅,仅随便拣取两封信发表如上,藉作答复。 我们当然要尽力之所及,使本刊不要“夭折”,因为我们要藉本刊对民族解放前途,对大众解放前途,尽一部分的贡献,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为本刊而办本刊,只不过把本刊作为努力于我们的大目标的一种工具。我们说“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很彻底地明白,这只是大目标所需要的全部工作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说“一种工具”,我们要很彻底地明白,这只是大目标所需要的许多工具里面的一种。再说得明确些,我们是在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大目标之下,努力于“一部分”和“一种”的工作。 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固然要“格外注意,勿使夭折”,但是万一虽“格外注意”而仍出乎拯救力以外的“夭折”,我们却不因此灰心,却不因此停止工作,换句话说,“解放运动”的进行并不因此而停止或消灭,时代的巨轮还是朝前迈进的。而且这里被压下去,那里要奋发起来;今天被压下去,明天要奋发起来。在这样的形态之下,李涵先生所谓“永远生存着”实有很深远的意义。我们在“大目标”之下,在时代的“大运动”里面,应该前仆后继地向前迈进,决心干到底,一息尚存,决不罢休。就是一个人死了,——不是寻短见的死,或“无谓牺牲”的死,是干着于“大目标”“大运动”有多少贡献的工作干到死——“大目标”“大运动”之下还有无数的伙伴们向前迈进。个人的得失生死,不算一回事。由这样的观点看去,我们就只有“兴奋”,没有“悲哀”,永远没有“悲哀”! 最后的胜利必然地是属于英勇斗争的被压迫者的方面,必然地是属于英勇斗争的大众方面,我们本着这样的认识,共同向前奋斗努力,不知道什么叫失败,不知道什么叫困难,就只有望着“大目标”“大运动”各尽所能地向前干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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