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论上海的罢工潮|赵世炎

七论上海的罢工潮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谢谢资产阶级和官厅的压迫，上海的罢工运动竟继续发生而不休止！从六月起到八月止，上海工人罢工者，前后达二十万。于今九月中，犹有三万上下支持长期罢工的工人——其中已超过五十日者占八千余，超过一月者占一万七千余人。在资本家一方面，对付罢工的策略纵然愈更凶恶（例如英日各厂雇用流氓打手围打工人）；在官厅一方面，压迫工人的方法纵然愈更严厉（例如除搜索逮捕外，还借口军事戒严禁止罢工）；然而在工人一方面，罢工的势力却愈更雄厚，罢工的战略也愈更精良。上海罢工运动在八九两月中之激荡，更甚于六七两月。同时在工人运动的本身，有其一定的趋势，和必然进展的形式。作者曾六次论述上海的工潮，迄八月中旬为止，现在先述八月罢工之总结。

　　八月份罢工的统计表

　　

　　附注：（一）罢工之总数计有六十企业，共二十三次（以单独罢工与同盟罢工合算）。

　　（二）罢工时间以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计算。

　　（三）罢工工人总数，以可靠者列入，其未确实者暂不列入。

　　（四）要求条件之总数，凡同盟者条件相同，只能合计（例如各日厂同盟罢工的政治条件共为一条）。

　　八月份罢工的说明

　　欲说明前列统计的内容，总括的应有下列之结论：（一）产业的罢工已为含有政治性的，其表现为长期性的；（二）手工业的罢工特别加多，这证明在产业罢工已起之后，手工业者因生活压迫，亦表现其组织的新力量，参加经济的斗争生活（地毯工人在本月中之兴起，犹如六月中丝厂工人之兴起）；（三）罢工的条件，属于工资与待遇的，占百分之八十强，与前此两月相同；（四）失败的条件，占最多数，亦与前此两月相同；（五）本月份参加罢工人数，因手工业占企业多数单位，将近四万人，比前两月减半，但其中将近两万人于月底罢工犹未结束；（六）月底华商电车之罢工，证明经济斗争推广到城市交通工人。这是八月罢工情形之概略。

　　但按照统计内容以说明，那仅是一个结论，仅能知道一般的现象，罢工事件的本身——其经过情形与其教训，却不是从统计可得而知的。在事实上，这些情形惟有工人自己才知道得最清楚；其次，罢工的对方被反抗者（即资本家）仅知道片面；至于官厅则蠢若豕豚而淫威十足，毫不懂得。所以两星期前淞沪警察厅出了一张肉麻不通的禁止罢工布告，其口气大有“格杀勿论”之概，而其内容则处处自己打自己的嘴。这张布告曾被日厂工人的罢工日刊反驳个痛快。例如布告说罢工便没有饭吃，殊不知工人正因饭不够吃才罢工；又如布告公然说五卅惨案中工人罢工乃受人利用之轻举妄动，这样的话与“五卅”时英人的谣言“诚言”是一样论调。其余荒谬言词甚多，而日本纱厂恰好利用此布告翻印数万份，以二百元雇数十人到处散发。这个布告自然也是上海每个报纸所必须登载的；反之，罢工工人的实际情形各报却拒绝登载。因此，我们说工人的苦况与罢工的实情，只有工人自知之而已。从最近罢工的各种经过里，我们可以得出许多悲壮事迹的记录。这些事迹之最显著者，如：（一）各日厂总同盟罢工的屡次集议；（二）日华纱厂罢工一月后佯许复工，向厂主取一元后又继续罢工；（三）总计一月中前后被厂主雇流氓打伤之纠察队、演讲队，童子团达二百余人；（四）因散传单或演讲或秘密集会被警署及捕房拘捕者数十人，或判罚金或充苦力或判囚数月；（五）“九七”辛丑条约纪念日在民国路与孙传芳的军队格斗，在南京路与英捕、印捕冲突；是日罢工工人之讲演，是在租界中为帝国主义唱挽歌，马路两旁充满了悲壮激昂的呼声，使巡捕侦探等张皇失措。

　　八月中罢工运动之最大者为日厂，作者曾一次详论（见本报一百六十九期）[1]；直到现在，这一罢工犹未结束（参看前表之日期人数与条件）。这一次的罢工爆发于陈阿堂案，然陈案受日人之拖延敷衍，罢工运动至今已转入经济条件的谈判。但日本厂主始终持强硬态度，最初甚至拒绝谈判。在经济谈判中，工资与虐待问题是其焦点；开除工人领袖是工人所最不能忍受的事实；但日厂主一概拒绝谈判。此次罢工，遂致长久相持。

　　日厂罢工的趋势

　　迄现在止，日厂之罢工者尚有两万人。工人对罢工条件坚持之心，始终如一。但罢工均在纱业，以现在纱市之疲，纱价不佳，日厂主亦似乎有所恃而无恐。但这并不是真相。真相乃是厂主仍企图复工，但他们所用的复工方法，不是与工人讲条件，而是一方面嗾使警署与捕房压迫工人；另一方面花钱请流氓打手大吃大喝，出重赏使强迫工人上工。他们曾与捕房及警署约通，某日某时鸣汽笛开厂，到时候就一齐动员努力，武装押解工人入厂。日华纱厂工人被迫复工第一日，因未带饭篮，至午厂主购买大饼馒头，委弃满地，工人因饿取食，日人在旁鼓掌大乐！这是日本资本家对付中国工人的方法和态度！

　　日厂之一的同兴纱厂，因定货者多遂不得不派人与工会磋商条件，这足以证明厂主至不得已时也只好讲条件求工人复工。在上海以中国纱业霸王夸称者是内外棉纱厂，此次罢工中亦惟内外棉厂主顽强到底。他们的口实，一则曰日厂工资已比中国厂高，再则曰工资自“五卅”以来已增加若干倍。其实这都是骗人的话！对于前者我们无容追究，因为在中国厂中，工人之要求增加工资也是一样的。惟对于后者则所说有种种黑幕，实不可不严重指出。自“五卅”罢工后至今，工资确有增加，这是事实，在工人亦并不否认。即使把物价昂贵要求再加工资的理由不说，而旧日的工资虽加，但工作的繁重亦加；昔日数人胜任的工作，现在一人兼任；厂主此次裁减工人，其结果是所付工资少而所得工力多。这一笔刻薄账，在日厂主是以为可以蒙混过去的。上海纱厂总工会曾作说明书一一列举，指出事实（其详见后），以证明工资虽加而工作亦加之结果，工人之苦愈甚。罢工的原动力，就是这些痛苦；复工的解决，惟有依条件减除这些痛苦。现在日厂主不喜欢讲条件，只喜欢用走狗——捕探、稽查、流氓、打手。我们只好说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因有特别权利而有的特别策略了！

　　因此日厂的罢工趋势未可乐观。这一罢工的前途仍不出于一般罢工之必然结果：胜利或失败。现在虞洽卿出作调人，有借政治状况取得日人妥协的形式；但这一妥协是不可靠的，其结果仍算是工人的失败。如果是失败呢，我们应当勇敢的承认这一失败，以图再举；因为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客观的环境过于恶劣。如果是胜利呢，亦绝少多量的胜利可言，日本资本家顽强且阴谋，有过去事实可证，我们只有时时提防着。

　　什么是日厂工人的痛苦？

　　日本资本家既以工资高于他厂自夸，又矜夸待遇之优良，仿佛在日资下的工人已大幸福，如警察厅长严春阳所谓“得作工就能生活算是万幸，罢了工何处去找饭吃？”我们如若空言日厂待遇不良工人痛苦，亦难有人相信。我们所重的是事实。现在有一批不知什么人的“工业调查委员会”，宜乎有些事实经他们调查而出，但我们只看见报纸上他们的宴会，还没有看见调查。其实真能调查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工人自己。日厂工潮发生后，上海纱厂总工会曾发表详细的报告，历述一切情形；上海报纸惟商报转载，但删改甚多，几失原意。下列各段由该报告中摘出，我们应当仔细寻读其内容：

　　第一，关于日厂之待遇，原报告说：

　　日本纱厂待遇之恶劣，设备之不全，自为意中之事，而日人则口口声声以设备完美向社会宣传。其设备稍为完美者，如公大一厂，但洗澡等事，仍须纳资。至于内外棉各厂，则完全无有益于工人之设备。如饭间洗衣之设备，数千工人，仅有盆子数只，厕所中以前尚有窗户，现在亦已填塞；空气不通，臭秽难闻。送饭之处，狭小不能容，遂有不许送饭之举。其他种种不平等待遇，举述于下：

　　（一）日人殴打工人之事，时有所闻，且不分男女童工，稍有不遂，即以恶毒手段痛打。事实之可供参证者，最近如东五厂日人田路，因磅纱陈某嫌工资过少，要求略为增加，即打其耳光。七厂日人松下，因筒子间王小妹生病欲打钟头请假，即拉住头发大打，并掷之于地。十二厂日人田中，因有一工人要请假回家，即捆绑痛打，抱伤卧病，扶病回家，生命为之断送。此皆事实之可据者。其他零星虐待，笔难尽述。

　　（二）昔日日人皆直接殴打工人，自顾正红案而后，方法略为变更，即假手于华人，如稽查流氓工头等，事实之可据者，如九厂稽查董友贤，因工人陈真如请假过期两天，即挥拳大打，并用小刀刺伤其面部，打之不算，复停其生意。又如九厂包探及工头张阿二、黄桂勋、冯宝如、朱阿二等，毒打工人石万才，痛殴至死，复用冷水喷醒，送至捕房。又九厂买通流氓四十余人，分布厂门内，殴捕工人，新近在九厂，拘捕东五、八、十二等各厂工人，送入捕房，任意判决。

　　（三）厂中最为凶恶之手段，即为利用租界势力，雇用巡捕进厂，不仅工厂内横行无忌，即在厂外，复时时伤及无辜，如三、四厂停工时，一华捕在厂门口殴毙小贩刘成民，及在劳勃生路三角场用手枪弹伤一行路童子。此种事实，凡留心社会治安者，其将作何感想乎？

　　（四）厂中添人时，最近益加苛刻，无论何人，均须拍照验身，女工亦须脱去衣服，受日人男医生之玩弄。女工中之不甘侮辱者，遂不去做工。平时在车间稍有小过，即迫打手印，勒写保单，视我国人如牛马奴隶。

　　（五）在厂中侮辱工人之事，不一而足。日人无好颜面，开口即骂，动手即打。对于童工，又复拉其耳朵，踢其腰部。对于女工，则调戏胁迫，如十四厂日人小川，往往调戏女工，稍有不遂，即借端寻事。

　　（六）日人中之不良者，如七厂之登山，不论任何工人，彼往往以筒管掷击之。又乌海氏不知工作，常与女工谑吵。十二厂田中之滥打工人，十四厂山枝之打骂小工。其他各厂，均有不良之日人逞势胡为，而日厂主不知禁阻，以致与工人间之恶感日深，遂为引起工潮之绝大暗潮。

　　（七）日人稍有不遂，常对于工人滥施暴行，使工人受损失以为快。如摇纱女工，稍不如日人之意，即将其工簿撕毁，无论簿子上有多少工资，不予发给，而工人则无如之何也。

　　（八）工人在工作时，偶有疾病请假，厂中往往不予准许，竟欲其死在车间中以为快。曾忆在某厂中，有一女工，在临产时欲打钟头出来，而不之许，竟产在车间中也。

　　（九）日人薪水，每月至少八九十元，每年有例假数星期，每二年可回国一次，而对于我国工人，则往往不许请假，请假逾一月者，即遭开除。疾病时，停一小时即扣一小时工资。故工人不病则已，病则惟有待毙耳。

　　（十）童工年龄，小者只九十龄，大致以十三四岁为多，须做大人生活，而工资则比大人少去数倍。

　　（十一）工人向来如做工半年一工不停，有赏金四元，今已完全取消。又在日人方面，均有养老金，而对于华工则无之，且厂中不容老年工人，见工人年龄稍大，即停歇其生意，毫不顾其生计。

　　（十二）当“五卅”签订复工条件时，有不准带武器进厂之规定，但现在并不实行，有某工头亲见日人藏手枪于抽屉中也。

　　（十三）在厂中有试验日、当心日等之规定，天天有试验，而每月有当心日。在此日中，在工作之机上，须时清洁。工人又要顾到工作，又要顾到清洁，忙碌不堪言状，而生活则又因此做得甚少。但如生活不如平常之多，即谓工人在平时拆烂污，而加以粗制滥造之罪名。

　　（十四）厂中罚工钱之规矩颇多，如皮辊稍有油花，花衣稍为堆积，在筒管上稍坐下，即须罚钱，一罚辄在数角以上。

　　第二，关于工资问题，原报告中说：

　　工人工资，依厂家统计，平均为五角九分，其实不满此数。盖日厂中工作十余年之老头目，正式工资，亦不出三十元，普通工人，每日工资约三四角，最少每日仅有二角三分而已。兹将内外棉工人之工资数目，约举如下，此数乃为工人实得之数，较为正确，与厂方工资表对照，大有出入。

　　一、拆包间，最多三角九分，最少三角一分。

　　二、钢丝车，头等三角八分，二等三角六分，最少三角三分。

　　三、条子车，每亨司工价一分三厘二五。每日最少做三十亨司，最少二十亨司，平均为二十五亨司，故每日平均工资为三角二分一二五也。

　　四、粗纱车，头号每亨司五分三厘，平均每日做八个亨司，可得工资四角二分四；二号每亨司六分五厘，每日做七亨司半，可得工资四角八分七厘五；三号七分三厘，每日做四享司，可得工资二角九分二厘。

　　五、细纱间，每一木棍一分一厘五，每日最少做二十六木棍，最多四十四木棍，平均为三十二木棍，可得工资三角六分八厘，换纱者每日约做三十木棍至三十六木棍。

　　六、酌水间，每日工资最多四角，最少者三角三分。

　　七、摇纱间，每元七十车，每日可摇三十车，少者仅二十五车，平均工资为四角二分八厘。

　　八、打包间，工作最吃力，以包工计算，除货品不缺，工作不停止，每日可做八九角，但秤纱者每日工资，仅为二角八分。

　　九、磅纱间，工资最多三角六分，最少二角八九分。此外加油扫地之长日工，每日平均工资为三角二三分，头脑中之资格最老者，不过二十八元至三十元，黑簿子特选工，每月工资有低至十六七元者。至写字间华人，则工资更小，打印子算账者之工资，每月不过七八元。

　　第三、关于日本资本家自称工资已加的问题，我们试察内容如何，原报告说：

　　“日人在我国初设纱厂时，虽因生活较低，工价比现在为小，而所雇工人人数，则较现在为多，工作不如今日之繁忙；近年以来，工资虽略增，然生活程度亦日高，且各厂屡次裁减工人，增加工作，故实际上工资不但未增，反大为减少。兹将二三年来各厂裁减之人数，列述如下：

　　（一）拆包间，以前每一部清花车用六人，三部车十人，现在每部车四人，二部车八人；以前有长日工六人，现减为四人。

　　（二）弹花间，车上人数照旧，但工作较前增加，车外减少揩车一人，扫地一人。

　　（三）钢丝车，以前有扫地四人，现减为一人，以前有收花衣三人，现在减为一人，在开厂时三人做一部车，现在二人一部，且将揉条子者减去。

　　（四）条子车，以前有拉条子四人，现已取消，由车上工人兼做，并减少扫地一人，收花衣一人，加油头脑一人。

　　（五）拣花间，以前拣油花白花者共有一百八十余人，现在只有七八十人至十余人。

　　（六）粗纱间，头号、二号车以前二人做一部车，现在一人一部；三号车仍旧一人一部，但以前有四个小头脑，一人领六人，相帮换纱，现在一律取消，无人相带。以前前后弄有扫地八人，现在只有三人。以前有收花衣三人，现在减为一人。

　　（七）细纱间，以前有收花衣四人，现只有一人；加油二人，现减为一人。以前有童工头，现已取消。摇车头以前一人做四部车，现在一人做十三部车，摆筒管以前一人做四部车，现在一人做六部车。以前有揉烂纱四人，现已取消；以前有扫地六人，现减为三人；加油二人，现减为一人。摆粗纱以前一人管六部车，现在一人管十三部车；木棍皮棍罗拉，以前有六个人揩车，现已完全取消，由做车者兼做。

　　（八）酌水间，以前有工人十八人，现只有十二人；以前有头脑，现已取消。

　　（九）摇纱间，减去扫地一人，男头脑一人，女头脑二人，抄号头一人。

　　（十）打包间，减去扫地一人；以前有磅纱三人，现已取消；以前有秤包三人，现减为一人；以前有收纱四人，现完全取消，其工作由酌水者兼做。

　　（十一）织布间，（甲）布机间，在民国十三年时，甲乙布机间六部分，每部有一上手头脑，二个下手，一上手机匠，二个下手，装布经二人，加油二人，每班有扫地一人，揩车一人，并有一男总管头脑，一扫地头脑。现在六部分头脑，只有一上手，一下手，一上手机匠，一下手装布经加油，每班只有一人，总管头脑及扫地头脑均已取消。以前布机间有扫地八人，现减为四人，织布女工以前一人管三部，现管二部，因之工资大为减少。（乙）筒子间，以前有三个小头脑，一总管头脑，一抄号头，现已取消。（丙）插纱间，以前有搬纱四人，现减为一人。（丁）浆纱间，以前做经常工作者有十四人，扫地一人，揩盘头二人，现做经常工作者减十人，揩盘头者减为一人。（戊）筒子间，以前有三个小头脑，一个总头脑，一个抄号头，现总头脑已取消。

　　此外挑纱揩盘头者，本有六人，现减为四人。布机间织布女工本有帮纱者三十人，现已一律取消，由织布女工自做，布机间揩车长日工本有二十四人，现减为十七人。

　　（十二）长日工，以前纱间有四十五人，现只有二十人；细纱间揩车，以前有大、小两班，大揩车十二人，小楷车十人，现无小揩车，生活由接头者兼做；钢丝车以前有三十一人，现在只有二十人；弹花间以前十五人，现只有十人。

　　依照上述情形，可知近来上海日纱厂工人人数，减少在十分之二以上。人数既减，但对于工作，不但不稍为减轻，且日有增加之势。此虽工人技能进步，而未餍厂主之望，常令工人增加出货。有时工人或因天时关系，如自五月黄梅起至七月炎暑稍退时止，不及平时为多，有时或因调换纱支，如纺六支纱每日可出货百余包，改纺二十支纱，每日只能出七十余包，而诬工人为怠工，开除大批工人，厂主之用心可知矣！”

　　上海工潮的前途

　　从上面日厂工人生活之引证，我们得知工人痛苦情形的一斑。从日厂罢工之趋势里，我们亦可以得知上海罢工的前途。到了现在，上海工人的组织固是可以运用而发挥其力量的。被孙传芳丁文江封闭的上海总工会，依然始终是上海工人唯一的指导者。在对日罢工及手工业的罢工中，我们处处看出工会策略之得当。但是社会环境的条件仍给予上海工人许多的困难。我们应当了解上海工潮之前途。

　　字林西报的论者说：上海工人并没有政治的罢工；煽动罢工的并不是共产党人，而是工人生活不好；工头与稽查等制度是常激怒群众的（以上大意如此）。这些话我们并不完全反对，可以承认他说对的也有最小一部分。但是帝国主义的报纸，总是不记得自国帝国主义的罪恶和自国资产阶级的罪恶。但使他们更老实一点，就应该进一步说：上海工人若有政治罢工，必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共产党人虽然也煽动工潮，但厂方煽动工潮之罪，较共产党尤大；工头与稽查的不好制度，在于厂主利用之以压迫工人；——如此，就可以明真相了！总而言之，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争自由的政治奋斗，是无可遏止的；除金钱收买与武装势力压迫而外，字林西报所代表的洋资本家们，还有什么高明办法能遏止工潮没有？

　　总而言之，我们自己要指出工潮前途的趋势。依现在情形之变化，上海的工人罢工运动，将有下列三点的表现：（一）政治性的成分渐多；（二）城市交通及各种市政工人与少量重工业工人。将是此后运动的继续者；（三）为生活条件的奋斗仍将继续发展，但是不必有过去数月的浩大形式。这一趋势我们可待事实证明，但这一趋势的必然性却已经存在了。

　　九月十四日晨七时

　　（原载《向导》周报第172期，署名：施英）

　　[1]见本书《六论上海的罢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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