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上海的罢工潮|赵世炎

再论上海的罢工潮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已经详论自“五卅”周年纪念后的二十天内，上海有四十次罢工发生之原因及其意义。我们所指出的这些罢工发生的原因有四个：（一）工人生活的困苦；（二）资本家的反攻；（三）“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影响；（四）工人因团结组织而受压迫。同时，我们预先说明：在最近时间内，上海的罢工潮将是继续不断的。果然，在近一星期内，罢工运动越更加猛了。前二十天内不过是四十个罢工，而近一星期内，除未解决者外，还增加了六十个罢工，人数约略计之，当在六万以上。其统计如下：

　　

　　此外尚有：金银业工人、日商洋服工人、三星毛巾厂工人等的罢工，都是在这一星期内才解决的。还有一个未爆发的工部局电气厂的工潮，包含有十分严重的意义，虽未罢工，但亦是这一星期中的重大事件。

　　上海工人罢工运动之所以如此蓬勃，其原因正如前面所述，此外并无其他特别的原故。但是在这样的原因之下，上海工人的罢工，一天比一天的猛烈起来。这种现象不特不是偶然的，简直是必然的。正因为有这样现象，所以造成了目前的“动的上海”——革命的上海。但是造成这样现象的，也不只是工人。近来浦东贫民的暴动、小西门贫妇的请愿、各种的抗税与抗捐，如宅地税问题、房租捐问题、冰鲜税问题、卷烟税问题、亩捐问题、小菜场捐问题、保卫团捐问题，以至帝国主义者的越界收捐问题，已经把这个亡国的上海闹“动”了，变成“动的上海”了。这个“动的上海”，就是“革命的上海”之开始现象。造成“动的上海”，自然是大多数的上海市民，而不只是工人，因为超过二百万的上海人口，产业工人不过占三四十万。上海的工业无产阶级，固然是市民运动之先锋，在“动的上海”里，是最活动的一员。然而目前上海工人罢工的现象，却不是因自己是最活动的一员，而至于“故意嚣张”“肆行滋扰”；乃是确确实实的因为租界帝国主义者的剥削与压迫，军阀官厅与劣绅的勒索所造成之上海现状，迫得所有的平民都起来反抗；上海的工人亦是要穿衣、吃饭、住房、纳捐、纳税的，不能够不起来为自己的生活奋斗。同时，又因为工人是较有组织的，所以表现的力量较大。又在同时，确确实实的，没有一个甚至半个外国或中国的资本家，肯实行“戴季陶主义”，讲一点“仁爱”，肯自动的给工人加一点工资，减少一些工作时间，改良少许待遇。所以罢工越来越多，越来越猛烈了。

　　上海的市民都知道么？据本月十八日上海各报登载工部局公报：“五月份税收总数，据代理捐务处长报告，共为八十六万九千零四两三钱七分，而自一月份起之总收入，为二百三十九万九千零二十二两六钱一分，预计本年能收九百九十万零八十五两。”我们看一看租界里的帝国主义者的收入，是何等肥壮！这些税捐是何处来的？不是中国商人与平民的么？中国商人与平民在自己的土地里，向帝国主义者缴了许多税和捐，而工部局华董之额，只肯赏赐三名；在纳税华人会中，还有许多的限制。像这样的问题，本不是工人的问题，更不是直接关系于罢工潮的问题；然而这问题证明“亡国的上海”的实际状况，证明现在要摆脱“亡国的上海”的奴隶状况是必要的。因此，同时就证明了：在租界内的华人要求参政，与在租界内的工人要求增加一点工资以维持生活，是同样有理由的事。其次，我们与帝国主义者算了账，同时也要和中国的军阀和官厅算算账。只可恨大半是秘密的，我们不得全知道：第一、孙传芳已经报效吴佩孚去了多少钱？（这些钱都是江浙人民的血汗啊！）第二、请问一问淞沪总办丁文江、警察厅长严春阳及上海县危知事，到底上海市民的税和捐共缴了多少，其用途是如何？为什么孙传芳应当将江浙人的钱报效于吴佩孚，而丁博士严厅长危知事等只求报效于孙传芳，弄得捐税繁兴，苛政弊民，而市民起来要求免税捐，工人起来要求加工资以求吃一碗饭，反不许可呢？

　　上海的工人已坚决的答复了这些问题，因此在全上海市民各样反抗的行动之下，上海工人也自己行动起来。这些行动的目的，也不过为要得到一点衣食住的满足。这些行动对于外国的资本家固是无所姑息的；便是对于中国的资本家，所谓“提倡实业者”也不能有所客气。工人增加工资与改良待遇的要求，是一样的。没有说中国资本家应当多剥削一点，而外国资本家只能少剥削一点，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更没有说中国资本家可以多向官厅报效，甚而至于贿赂公行，而对于工人则应拒纳条件，并藉官厅威力压迫，这个道理更是说不通！因此，最近工潮蓬勃的原因，除资本家之反攻与工人自己为组织团结的奋斗之原因而外，最重要最明显的就是如上所述的这些理由。但是中外的资本家偏偏都不肯承认这些理由，尤其是警察厅长严春阳不肯也不敢承认这些理由。上海总工会曾写公函与严春阳，详详细细说明工潮发生的原因，指出三点：（一）米价飞腾，工人生活困苦；（二）资本家滥罚工资，开除工人，引起反抗；（三）保护工人之真正团体。但这些办法哪里是严春阳所能同意的呢？因为孙传芳所给与严春阳的职责，只在保护资本家，并没有什么消弭工潮的责任。所以上海总工会与警察厅公函去后之第二日，严春阳奉帝国主义者与中国“提倡实业者”之命，就以煽动罢工四字的罪名，把上海总工会封闭了。

　　上海总工会已经在形式上封闭了，但上海的罢工潮并不因此而停止。正当上海总工会被封之日，上海的工人在罢工者中还有数万。帝国主义者，中国提倡实业者，警察厅压迫者，并不能因封闭上海总工会而消弭得了任何的罢工潮。严春阳自己亦颇懂得在形式上封闭了上海总工会，而在实质上，上海总工会仍是存在。但是严春阳虽懂得这一点，却还没有上海几十万工人自己懂得清楚。上海总工会旗帜之下的几十万工人，都十分明白：他们自己的总工会，不仅目前实质上是存在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上海总工会光荣的历史，坚固的基础，不仅不是严春阳所可动摇，便是任何强暴的帝国主义者与凶恶的军阀亦不能动摇。因为这里已有了几十万的卫士，并且有过百万有组织的全国同阶级的战士，都是保卫和拥护上海总工会的。在任何的时期里，上海的工人都可以为保卫他们的总机关而行动。因此上海总工会被封之后，全上海的工人都起来作热烈的表示，他们直接向严春阳告以总工会不可且不能封闭的种种理由，这些理由各工会各工厂各产业的工人自己说出来，是最切实最明了的表示，严春阳，“提倡实业者”，以及帝国主义者等，听闻以后，至少也应当得了一个好的教训！

　　我们由此得知，在形式上上海总工会之被封，不仅没有组织上的打击与团结上的损失，亦没有在最近上海工人经济斗争中的重大损失；因为上海总工会在事实上继续存在，实际上仍指导并援助上海工人的政治与经济争斗。关于这种事实，在最近几日的罢工事件里，便可证明。譬如向来无组织的丝厂女工，一星期前因生活所迫而罢工，得了上海总工会之援助，既得胜利，又完成组织；最近一次的丝厂女工三十五厂总罢工，在各种要求的口号之外，特别提出“启封上海总工会”与“拥护上海总工会”的口号。闸北丝厂的女工，以三十五厂三万余人的群众力量，直接表示出打倒资本家和工贼合办的工会（即穆志英工会，专以骗钱为事，每日由资本家扣除工人工资二分，供少数工贼工会人员之享用！）为罢工发动的最要目的。这数万女工在当初是毫无组织的，亦缺少上海总工会之影响。然而她们一开始行动，便站到总工会旗帜之下来。由这样的事实又向敌人证明了一件事，即是：上海总工会不仅有其坚固的基础，而且时时有新的力量。

　　新的力量所给与上海总工会的便是越更证明其存在。同时，新的运动或新的罢工事件之发生，又证明上海工人阶级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多次的经验，可以立于不败的地位，在战斗的联合战线上与上海各界民众合作，制造革命的上海！

　　1926年6月27日

　　（原载《向导》周报第160期，署名：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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