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动政局|赵世炎

白色恐怖的北方反动政局

　　（四月二十五日北京通信）

　　（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

　　由日英两系帝国主义与奉直两系军阀所合作建立的白色恐怖的反动政治，现在北方已经实现了。自奉军与直鲁联军乘国民军之撤退，进了北京城以后，这个恐怖政治就开始。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只是张吴两派武力，胜过了国民军一派的武力；而实际上则有进一步的意义为我们应当深刻觉悟的，这本是从“五卅”惨案而后，日英两系帝国主义运用中国军阀以图消灭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个大计划——一个有系统的、有组织的、经过长期惨淡经营的大计划，而现在才是这个计划的开始成功。

　　要求真正国民会议的高潮，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与反奉战争——这三个大事件，全是以民众为主体的，在去年以内的浩大革命工作。所以整个的一九二五年，成为中国的革命之年。而现在则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联合扑杀压迫国民革命运动的时期。北方现在的政局，就是表现这个时期开始的总现象。所以国民军之撤退，并不是国民军受压迫的简单问题；奉直军之占领北京，也不是很简单的奉直军阀胜利的问题。现在问题之所以严重者，就在国民革命运动所受的打击。换言之，即是西北国民军在目前的存亡问题与广州国民政府此时的地位——这些是目前国民革命运动最重要的问题，乃是很明显的事。

　　北方的国民军在政治上诚然是着着失败。失败一开始，要算从去年年底民众倒段运动时起，那时候的国民军既不能服从民众的政治主张，而仍然只是自成一派武力，以孤独的力量，与有帝国主义作后援的异派多种武力作敌，焉得不至于失败？所以最近的一个政变（即四月九日的逐段释曹）成了一个大笑话，而国民军在政治上的失败，也就到了最后一步。四月九日的政变，一方面表现国民军在政治上的大弱点，另一方面也表现直系军阀在政治上的聪明险诈，因为政变只不过是国民军对“国直合作”的一个贽见礼，而直系军阀即利用之以断绝国民军的政治生命，并以开现在直奉两系在政治上均衡之局。这次政变既然是比较有利于直系军阀的，所以在目前的北方局面，直系比奉系在军事上较弱，而在政治上则确占优势。国民军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到了失败之时，又受了直系的一个大骗。

　　国民军既然失败而自退，又不懂得在奉直军阀争斗的真相里，自己是一个目的物，或以为退守南口还可自保，殊不知事实上是不然的。目前在总的现象上，为压迫中国的国民运动起见，帝国主义者固然逼迫奉直军阀对西北继续作军事行动；即在奉系军阀一方面，现在也正要藉口对西北军事行动，取得挟制将来北京政府的便利，既厚集兵力，又满布爪牙。张学良偕张宗昌、李景林入北京时，各帝国主义报纸称赞张学良为张作霖最直接的代表，“因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所以大可以代表他的父亲，在北京先实行建设恐怖的政治。同时，张宗昌、李景林、褚玉朴纵兵抢劫屠杀奸掳，大逞其欲。北方的民众在此时固然愤恨奉军之暴行，回念国民一军纪律的良好，而寄以同情；但同时就有深厚的政治觉悟，认为国民军将领在政治上的措施失当，不能完全站在革命一方面，以拥护民众的利益。现在北方的一般批评中，有谓国民一军的军队甚好，但领袖不好的，——这句话若正确的解释起来，亦是不错的。固然军队之好，是由于训练与纪律的严明，但有训练纪律的军队易得，有政治知识的军队却不易得。国民一军虽有训练纪律而缺乏政治知识，其原因是由于其将领没有政治知识，所以虽有军事上的成功，卒致政治上的失败。

　　但现在因为国民军自身在政治上受教训之结果，也引起了国民军内部的分化。这种内部分化由其将领开始，而影响到一般部下，也是很自然的现象，目前国民军之内部，很显然的有两部分倾向，由其将领分别表现出来。其中一部分表现仍是进步的武力，愿继续对奉直军阀作战，接近于民众；而另一部分则仍如军阀夺地盘，希图与奉直军阀妥协的心理。现在鹿钟麟等几个将领代表前者，而张之江等另几个将领代表后者，张之江从早就派代表，打电报，分向张吴两方求和投降，已是尽人皆知的事；虽吴佩孚复电叫他解除武装，缴械投诚，他亦忍受。“整顿学风”的电报，明是张之江向民众借题示威，而三月十八日之惨案，李鸣钟（与张之江是同类的）之行动，完全表现国民军右倾而背叛民众利益的行为。四月九日的政变，鹿钟麟固然受了吴佩孚的驱使，但鹿钟麟的行动，始终还不敢做出背叛民众利益的事，推倒段政府未尝不是民众所欢迎的，不过推非其时，而且大称“总统曹公”太不应该，且推倒段政府的原因，为保自己的生存，作为向吴佩孚的贽礼，则完全表现政治上的幼稚行为。不过鹿钟麟既通电拥戴“总统曹公”又“欢迎玉帅北上主政”，而吴佩孚仍然非逼鹿钟麟离京不可，且始终未曾直接答复过鹿钟麟的投诚策略，同时，张之江向吴佩孚的表示，吴就答复了；这固然是吴佩孚的聪明，但也正是国民军在失败时，内部分化的激剧作用。

　　现在国民军退西北后，所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还能否存在的问题，同时这亦是国民革命里目前的重要问题之一。国民军自然不应当忘却现在的情形之重要，并且忘却与放弃自反奉战争以来国民军所应得的教训。依目前情形看来，国民军要自保的条件，如像张之江那样分电张吴投降是无效果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者所绝不能许可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事实上也未尝不想便利的成功，如北京《顺天时报》便向奉军劝告说：对西北若是“真正”作战，便算不智，但求能将西北军取得，才算是美满结果。日本人可真极聪明，张之江等便应该从此了解向奉直虚意投降是不可能的事，而惟有自己振作才能自救。

　　但在实际上，国民军的问题——即帝国主义与军阀反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问题——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此时北方反动舞台上，张吴的离合，乃日英两系帝国主义所惨淡经营的事。但这种经营的结果，至多亦不过以能维持张吴较长期的所谓合作为度。这种经营自然是难有成功的，因为不仅奉直两系军阀要争地盘，争位置爪牙，争护法护宪，即在日英两系帝国主义本自身利益，亦难调和。所以日英帝国主义者将来经营之结果，不是弄成张吴长期的合作，而是各自扶持一方面，看看到将来到底是谁强谁弱。论实际说：日本是比较的更要求张吴合作的，因为合作的目的，是不使吴佩孚变为太强；另一方面，在当初，英国亦曾赞成“国直合作”，在现在则注意内阁问题，其目的是要使吴佩孚逐渐强大起来。为“反赤”起见，英日帝国主义与直奉军阀不得不“同床”，但为各自的将来起见，两方面又不得不“异梦”了。

　　依现状的结果，在革命民众一方面，张吴是否较长期合作的问题遂无关乎重要，而可以预测，——直而言之，便是可以预作直奉再和的结论。惟有一层最切要最直接的，在民众方面所忍受的，便是目前的白色恐怖的政治。除西北一隅外，此时北方全部的民众组织，在压迫之下，生命无日不在危险之中，转徙流离，饱受抢劫奸淫骚扰之苦。北京与天津的商人，各自实行了一次总罢市，天津的警察，且实行了一次总罢岗，但都是陷于无办法而出于一种消极抵抗的行为，结果仍然是忍受一切的痛苦。直鲁联军的军用票与奉票充斥京津之市场，张宗昌、李景林笑嘻嘻的看着人民受苦，心中大快。张学良因为是“他的父亲的儿子”之故，在北京威风凛凛的检举赤化，搜查学校，钳制舆论。张宗昌的旧俄白党的军队聚在街市里游行示威，散而醺酒大醉，强奸妇女。便是日本人的《顺天时报》，亦不能不承认奉联军的暴行，有甚于庚子八国联军蹂躏北京的行为。

　　奉系军阀这样的行为，自然使人民愤怒深厚，从此，能接受革命的主张起而革命，尤其能觉悟了解的，是奉直军阀的行为所标榜的，乃一面“反赤”的大旗；而“反赤”即反民族运动，即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残杀抢劫人民，乃成为明确的教训，用不着再有宣传与教育，而民众已得实际的教育和领受活动的宣传了。全部的北方民众对奉系军阀愤恨入骨，而奉直之联合，又增加了对于直系军阀行为的认识。所以在客观的结果看来，我们当然可以说：目前白色恐怖的局面，由帝国主义与军阀所自己建立的，乃是真正的革命的催生符；在民众自然不必害怕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如何有计划的反动，而只当追求自身应如何有计划有组织的继续国民革命的浩大工作。

　　（原载《向导》周报第152期，署名：罗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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