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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9岁)


  2月12日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又名高维翰,后叛变)任政治委员,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4个大队,共约400人。

  4月中旬 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后回到陕甘边地区。

  4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迅速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并责成陕西省委从常委中选派一人担任军政治委员。同时规定:陕甘边游击队目前应该首先巩固三水(即栒邑)、正宁、三原一带区域,把它作为陕甘地区向前发展的根据地。

  4月21日 参与指挥陕甘游击队攻占栒邑城,毙伤俘国民党守军300余人。

  4月24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分编为第3、第5支队,刘志丹任第3支队队长,阎红彦任第5支队队长。随后,刘志丹率部在西兰公路永寿、乾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歼监军镇民团30余人。

  4月底 率部袭击永寿常宁镇与礼泉南坊、叱干民团,缴枪50余支。

  4月30日 与高维翰、阎红彦、黄子文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为杨虎城军阀屠杀革命学生宣言》,宣告:“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就是革命民众自己的武装”。“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帮助无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求得彻底解放”。并号召“革命学生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5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刘志丹根据敌人集中兵力向陕甘游击队发动进攻的情况,在栒邑清水塬主持召开队委会议,决定率部在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发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郑重宣告红军的性质和根本任务,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和白军士兵,积极拥护和支援红军游击队的行动。

  5月15日 率部远程奔袭栒邑县马栏镇,歼国民党军第86师第511团两个连另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支。

  5月17日 率部进攻凤凰山,歼国民党军第86师第511团两个连及焦家坪、五里镇民团共500余人,缴枪400余支。战后,就地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大红军工作,部队迅速发展到1500余人。

  5月20日 率部歼白水、宜君和中部等县一些民团共100余人,缴枪70余支。

  5月31日 率部在宜川英旺镇歼国民党军第86师第513团1个营,缴枪300余支、子弹2万余发。至此,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数百里,进行大小战斗9次,8次获胜,共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粉碎了敌军的“进剿”。

  6月1日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所提出的‘在积极的开展当地的游击战运动中,创造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与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三个任务’”。

  6月8日 与其他领导人率部由鄜县(今富县)东移,在集义镇歼反动民团一部,随即在韩城上官庄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反动地主豪绅、分粮食、分浮财,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赤卫队,创建根据地。

  6月23日 陕甘游击队遭国民党军第42师第250团等部的突然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被迫放弃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撤至甘肃宁县麻子掌进行休整。

  6月24日 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又称北方会议),讨论了陕西的问题,要求陕西省委迅速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

  7月8日 率部到达宁县盘客塬,策应党派驻甘肃省警备第11旅第1团做兵运工作的高鹏飞率部在西华池起义。翌日,与西华池起义部队会合,将其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3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

  7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代表李艮到达陕甘边,任陕甘游击队政治委员,并传达了省委关于“红军开始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的指示,推行“左”倾错误,指责刘志丹、杨重远、阎红彦是“逃跑主义”、“梢山路线”等,予以批判和打击。

  8月中旬 中共陕西省委代表在陕甘游击队攻占正宁后,要求部队坚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塬,摧毁五项塬周围之敌的坚固据点,在20天内完成土地分配工作。对此,刘志丹表示坚决反对,并耐心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省委代表李艮拒绝采纳刘志丹的正确意见,命令陕甘游击队进攻敌人设防坚固的城镇,导致王郎坡、五顷塬、三嘉塬等战斗失利,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被迫退至栒邑马栏镇地区。

  8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临时中央北方会议精神,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决定在陕甘游击队的基础上,迅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推动陕西革命斗争的发展。并指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陕西党目前最主要的危险”,要求坚决予以反对。

  8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谢子长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刘志丹积极协助谢子长率部于9月12日在照金以西20华里地区设伏,集中兵力将进占照金之敌包围,并乘敌军酣睡之际,突然向敌发起进攻,歼敌一部,俘民团头目7人,缴枪300余支。

  9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关于陕甘边区反“围剿”军事计划》,指出:根据目前军事政治条件,在积极进攻的战略之下,迅速地、有计划地、从四面八方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我们的新胜利,在新胜利中开展游击区域,创造和巩固陕甘边新苏区,是边区军事上最迫切而且极端严重的任务”,并强调:“目前的战略毫无疑义的是积极进攻的(无论防御和进攻),应广泛地运用农民游击队的活动和红26军配合起来,用英勇的进攻去消灭敌人”。

  9月中旬 同谢子长率陕甘边游击队主力北上,寻机进攻保安。在临行前,刘志丹将特务队交由习仲勋、李妙斋指挥,在照金地区坚持游击活动,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陕甘游击队在进攻保安接连失利后,撤至合水平正川一带休整。并决定兵分3路,分散开展游击活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消灭了许多反动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恢复和加强。

  12月上旬 分兵开展游击活动的陕甘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慕塬、塔儿塬地区会合后,刘志丹率其南下淳化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活动。

  12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杜衡到达陕甘游击队驻地,传达中共临时中央4月20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和省委8月25日《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要求陕甘游击队开往宜君县转角镇整编,准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

  12月20日 杜衡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大会,宣布临时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并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他们“有反革命阴谋”等;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到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刘志丹、杨重远留队,但不予安排重要工作。

  12月24日 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正式宣布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下辖1个骑兵连、1个步兵连、1个少年先锋连,共300余人。团下设参谋处、政治处、经理处和直属特务队。刘志丹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协助由战士担任团长的王世泰做好工作,亲自起草《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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