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女(39)_张爱玲

三十九

　　“还不来！”

　　“谁晓得他们？”新郎咕噜着，低下头来扯扯身上挂的红绸带子，望着那颗绣球作自嘲的微笑。

　　终于有人低声叫着“来了来了。”孩子们都往外跑。大门口放了一通鞭炮。银娣在楼上陪客，也下来了。没叫小堂名，呜哩呜哩吹着，倒像租界上的苏格兰兵操兵。军乐队也嫌俗气，不比出殡。索性没有音乐。

　　人堆里终于瞥见新娘子，现在喜娘也免了，由女家两个女眷搀着，一身大红绣花细腰短袄长裙，高高的个子，薄薄的肩膀，似乎身段还秀气。头上顶着一方红布，是较原始时代的遗风，廉价的布染出来，比大红缎子衣裙颜色暗些，发黑。那块布不大，披到下颏底下，往外撅着，斧头式的侧影，像个怪物的大头，在玉熹看来格外心惊。

　　新娘子进了洞房坐在床上，有个表嫂把他拉到床前，递了根小秤给他。他先装胡涂，拿着不知道干甚么，逗大家笑，然后无可奈何地表演一下，用秤杆挑掉盖头。

　　闹房的突然寂静下来，连看热闹的孩子们都噤住了。凤冠下面低着头，尖尖的一张脸，小眼睛一条缝，一张大嘴，厚嘴唇底下看不见下颏。他早已一转身，正要交还秤杆走开了，又被那表嫂叫住了。

　　“盖头丢到床顶上。丢得高点！高点！”

　　他挑着那块布一撩撩上去，转身就走。但是新娘子不得不坐在那里整天展览着。

　　银娣一有机会跟儿子说句话，就低声叫“嗳呀！新娘子怎么这么丑？这怎么办？怎么办？”

　　第二天早上，新娘子到她房里来，低声叫声“妈，”喉咙粗嗄，像个伤风的男人，是小时候害过一场大病以后嗓子就哑了。

　　“倒像是吃糠长大的，”银娣背后说。她对亲戚说，“我们新娘子的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

　　玉熹倒还镇静，彷佛很看得开，反正他结婚不过是替家里尽责任。其实心里怎么不恨？从小总像是他不如人，这时候又娶了这么个太太。当然要怪他母亲，但是家里来了个外人，母子俩敌忾同仇，反而更亲密起来，常在烟榻上唧唧哝哝，也幸而他们还笑得出。算他们上了无为州冯家的当。好比两族械斗或者两省打仗，他是前线的外国新闻记者，特殊身分，到处去得，一一报告。他讲起堂子里人很有保留，现在亟于撇清，表示他与这女人毫无感情，所以甚么都肯说。

　　新娘子也有点知道，每天早上到银娣房里来，一点笑容也没有，粗声叫声妈。她梳个扁扁的S头，额前飘着几丝前浏海，穿着一色的薄呢短袄长裙，高领子，细腰，是前几年时行的，淡装素抹，自己知道相貌不好，总是板板的，老老实实，不像别的女孩子怕难为情。老气横秋，银娣背后说，没看见过这样的新娘子。

　　她一天到晚跟她找碴子。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反正每一个女人都轮得到。没有一天不出事，玉熹少奶奶常常回到房里去哭。玉熹有时候也偷偷地安慰她，但是背后又跟他母亲讲她。他和他母亲像是多年的好朋友，他自己结了婚，势不能不满足对方的好奇心，一半也是忍不住夸口，而她总是闲闲的，彷佛无所不知，使他不感到顾忌。

　　他又出去蹓了，借口躲家里的口舌是非。她盘问得相当紧，至少知道他现在是“独蹓”，没跟三爷在一起。但是她仍旧扣着他的钱。他在堂子里摆不出架势来，讲起堂子里人总是酸溜溜的带着讽刺的口吻，当然也是迎合他母亲的心理。但是日子久了，他成绩还不错，他学了一口上海话——到底他母亲是本地人——在那种场合混着，不讨人厌，而且究竟年轻占便宜，一个少爷家，又会陪小心，没有少爷架子。他并没有着迷，从来没说要娶回家来的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叫他母亲得意：不要看他年纪轻轻的没有经验，玩得比大爷三爷精明，强爷胜祖，他们这些人哪一个不迷恋长三书寓？他是她驻在敌国的一个代表，居然不替她丢脸。

　　“熹哥哥坏，”现在他的堂表姊妹都这样说。

　　“怎么坏？”

　　那一个别过头去，不耐烦地吭了一声，似乎不屑回答。“还不是嫖？”低低地咕噜了一声。

　　堂子里现在只有老年人去，或是旧式生意人，所以不但坏，而且不时髦。下次她们看见了他，不免用异样的眼光多看了他一眼，在他旧式的外表下似乎潜伏着一种阴森的罪恶感，像她们小说里读到的内地大少爷，无恶不做。他站在桌子旁边，个子矮小的人有一种特殊的稳重，穿着藏青绸袍子，现在不戴眼镜了，苍白的小白脸，头发梳得光溜溜的中间分着。她们招呼他一声，他只朝她们的方向很快地点个头，正眼也不看她们，还是照从前的规矩。对他母亲唯唯诺诺，而在他眼睛背后有一种讽刺的微笑。他母亲当着人从来不理他的，只偶尔低声发句命令，眼睛望着别处，与对媳妇一样。

　　是阴历新年。正月里拜年的人来人往，时髦小姐们都是波浪形的头发贴紧在头上，只穿一件薄薄的夹袍子，磕了头马上又穿上大衣，把两只手插在皮领子底下渥着。

　　“在二婶那儿冻死了，”她们在别处一见面就抱怨，“这么冷的天，都不装个火炉。”

　　“有人说他们的莲子茶撤下去拿给别人吃，恶心死了。”

　　“真怕上他们那儿去。二婶说的那些话，都气死了！”噘着嘴腻声拖长了声音。

　　“这回又说甚么？”

　　“还不是她那一套？”无论怎么问也不肯说。

　　“熹嫂嫂真可怜，站在楼梯口剥莲子，手上冻疮破了，还泡在凉水里。问她为甚么不叫佣人剥，吓死了，叫我别说，‘妈生气。’”

　　楼梯口搁着一张有裂缝的朱漆小橱，莲子浸在一碗水里，玉熹少奶奶个子高，低着颈子老站在那里剥。大房的二小姐搬了张椅子出来叫她坐，她无论如何不肯坐。房门开着，里面看得见。

　　银娣这一向生病，刚起来，坐在床上，人整个小了一圈，穿着一套旧黑哔叽袄袴，床上挂着灰色的白布帐子。那张四柱铁床独据一方靠墙摆在正中，显得奇小。她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客人坐得远，简直听不见，都不得不提高了喉咙。

　　“你怎么啦，二太太？”大奶奶用打趣的口吻大声问，像和耳朵聋的老太太说话，不嫌重复。

　　“怎么不舒服啊？怎么搞的？”

　　“咳，大太太，我这病都是气出来的呵。”

　　“怎么啦？你从前闹胃气疼，这不是气疼吧？找大夫看了没有？”她不说是媳妇气的，别人也只好装迷糊。

　　“害了一冬天了，看我瘦得这样。大太太你发福了。”

　　“肥了。”娇小的大奶奶现在胖得圆滚滚的，十足是个官太太。

　　“这才是个福太太的样子。”

　　“你福气呃，你好。可怎么娇滴滴起来了？怎么搞的？”

　　亲戚们早已诊断她的病是吃菜太咸，吃出来的，和她儿子长不高是一个缘故。她家的菜出名的咸，据说是为了省菜，其实也很少有人尝到。家里有事总是叫北方馆子的特价酒席，才八块钱一桌。平常从来不留人吃饭，只有她过生日那天有一桌点心，大家如果刚巧赶上了，就被让到外间坐席。她站在大红桌布前面，逐个分布粗糙的寿桃，眼睛严厉地钉在自己筷子头上，不望着人，不管是大人小孩子，她不能不给，他们也不能不吃。

　　今年过年，她留下几个女眷打牌。她那天精神还好。玉熹少奶奶进来回话，又出去了。

　　“你不要看我们少奶奶死板板的那样子，”她在牌桌上说，“她一看见玉熹就要去上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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