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远书城 > 张爱玲文集·附录 > 爱恨倾城小团圆 | 上页 下页
五〇


  身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了笼络住花心丈夫祝鸿才,不惜让妹妹曼桢作为祝鸿才的猎物,并把曼桢幽禁起来,直到曼桢生下祝鸿才的孩子。

  这中间,沈世钧找到曼璐询问曼桢的下落,曼璐欺骗他说,曼桢已经嫁了人。世钧万念俱灰,不久,便遵父嘱另娶了他人。而曼桢因为割舍不得孩子,在姐姐曼璐死后,竟然正式嫁给了祝鸿才。

  18年后,也就是解放之后,顾曼桢与沈世钧偶然相遇,但两人的命运早成殊途,已绝无复合的可能。沈世钧回首往事,只能徒生感慨了。

  这个《十八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因素非常值得注意。

  一是,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置,完全是“抄袭”了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H.P.Pulham,Esquire)。

  二是,它是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新时代里的第一次写作,动笔前曾对小说的主题有过“与时俱进”的考虑。

  三是,这篇小说是张爱玲自成名以来,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据台湾女作家苏友贞的文章《张爱玲怕谁?》载于2005年3月号《万象》杂志。指出,张爱玲本人曾经明明白白地承认,《十八春》就是根据《普汉先生》改写的。

  马宽德在美国并非经典作家,但在上世纪30年代也曾风光一时,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普汉先生》写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四角恋爱”故事,当时是一本畅销书,后来被拍成电影,但反响平平。

  《十八春》不仅袭用了《普汉先生》的基本情节与人物,而且还借用了其中大量细节。《十八春》中令读者饶有兴味的“四角恋爱”关系,就是出自《普汉先生》。

  还有,《十八春》中的一些精彩对话,也是从《普汉先生》中移植而来,比如结尾最令人荡气回肠的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就是来自《普汉先生》的原创。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说《十八春》是“改写”,一点也不错。

  两文的人物侧重有所不同,《十八春》主要讲的是曼桢的故事;而在《普汉先生》中,与曼桢相对应的“玛文”,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因此,当曼桢最后说出“世钧,我们回不去了”时,其效果足以震撼读者,而原著中玛文说出同样的话来,却显得稍嫌做作。

  还有一点最大的不同,就是男女主角分手的原因。在《普汉先生》那里,分手是没有什么理由的,只因两人的感情都淡了。而在《十八春》中,张爱玲则设计了一个典型的通俗剧情节——“曼桢被诱奸”,以此作为斩断男女主角情缘的关节点。

  马宽德那种美国式的“爱情慢死”,在今天大概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在当时,决不可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因此,张爱玲在移植时才用了一个比较夸张的情节——用哥特式的密室阴谋,造成全篇的悲剧根源,好让读者读了之后恨恨不已。

  惟其如此,才有很多评论家觉得,曼璐设圈套让妹妹被祝鸿才诱奸这一情节,太过突兀。也有人认为,曼璐的这种疯狂,已到了狞厉可怖的程度,远超过曹七巧。

  张爱玲写《十八春》时,马宽德还在世,后来他们两人在香港还曾有过一面之缘。按理说,《普汉先生》的故事情节是应受版权法保护的,可是两人之间绝无这种纠葛。

  在中国古代,类似这样对同代或前代人作品的改写、借用与仿作,并不违背写作道德。张爱玲深受古典文化浸淫,头脑中对改写并无不妥的概念。后世的研究者们,也无一人指责她这是“抄袭”。

  有学者还发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构思也颇类毛姆的短篇小说《天作之合》,毛姆的那篇小说里,同样是一个淑女爱上了“恶棍”见刘锋杰《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

  有意思的是,这个《十八春》改写事例,与2003年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抄袭庄羽《圈里圈外》的案例,几乎一模一样。

  世事总有奇诡之处。马宽德在美国早已过气,在当代读者中几乎无人知晓,但他的《普汉先生》故事却透过《十八春》,不知为多少中国读者所熟知与喜爱,流传正未有穷期!

  《十八春》是张爱玲在平实写作风格上的一大成功,考虑到1949年后文艺语境的变化,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放弃了以往对意象、比喻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那种随处可见的机智与辛辣,而用了一种很温厚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

  这种特色,最易走入平民大众。至今也还有为数不少的一批张迷,在张爱玲的小说系列中,独爱《十八春》。

  小说的结尾,有意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曼桢和世钧不期而遇,曼桢细述前因,解开了埋藏在世钧心头多年的一个谜。后来,两人先后到东北参加建设,而曼桢最初的追慕者张慕瑾也适时出现,给了曼桢一个隐约可见的美满结局。

  所有的苦难,都因新时代的到来而结束——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说构思。

  这也是张爱玲为适应时代所做的一点功夫吧。

  《十八春》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梁迷”。因为小说写得很真实,所以大众也很投入,天天追着报纸看,恨不能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悲欢。

  其时,有个女读者,恰好与曼桢有过相同的命运,看了《十八春》后悲不自胜,跑到报社打听到张爱玲家的地址,跑上门来,倚门大哭。吓得张爱玲不敢出来,只得由姑姑出面,好言好语将来人劝走。

  周作人于解放前夕获释,此时就住在上海,靠为报刊写稿为生。他同样也是天天读这篇小说,曾两次在话题中涉及《十八春》,可见小说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那时,《十八春》已连载到曼璐设下圈套,让祝鸿才奸污了曼桢。读者阅之,无不义愤填膺,为曼桢掬一捧同情之泪,但周作人却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他的确是老马识途,居然能看出这一情节大大地不合逻辑。

  《十八春》的轰动效应,也引起了已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夏衍的注意,他专门找来龚之方,询问“梁京”是何许人。龚之方对他透了底,夏公显得相当高兴,感叹道:“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啊!”

  《十八春》的反响之热烈,远超出了龚之方等人的预想。时有署名“齐甘”的一篇文章就更为耸动,说他邻居有位三十多岁的胖太太,经常向他借报纸看,就为了能读到《十八春》。在看到第163天的报纸时,写到祝鸿才强占了曼桢,那女人竟跑来吼着说:“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去!”

  《亦报》编辑部也不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作者千万不要太狠心,一定要让曼桢“坚强地活下去”。害得桑弧不得不再发一篇短文,请读者放心,说作者定会给曼桢一个好结局的。

  小说单行本出版后,报社为了造势,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请张爱玲在会上做了发言。

  从这个势头看,几乎重现了40年代“满城争说”的盛况!

  ——张爱玲,终于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她经过数年的潜心揣摩,从小说的主题到文风,都完成了转型。同时,千夫所指的尴尬场面也已远去,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是瞄准大众写作,报纸上可以登,书也可以出,读者欢迎自不必说,文艺界的强势人物也会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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