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22)_清秋子

二二

　　母亲从人堆里探出身来，不耐烦地对爱玲说：“好了，你回去吧！”像是说她根本就无心来送似的。

　　这样的分别，太让人感到心冷。爱玲强作欢笑，站在门阶前，看着车子开了，水花溅上身来。

　　母亲这次是真的走远了，她不会太多过问爱玲的事了。

　　后来她的监护人李开第先生去了重庆，将爱玲转托给他的一个朋友。那位朋友，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还兼任着一个男生宿舍的舍监。

　　舍监先生与太太就住在宿舍里，张爱玲曾经前去拜访。坐谈了片刻，他便打量了瘦高的爱玲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张爱玲略怔了怔，忽而领悟：“鹭鸶。”舍监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了。”

　　在港大，还有一件事，在她的写作史上至关重要。

　　张爱玲在这时期，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她早期著名的短文《我的天才梦》。

　　这篇文章，是她写了参加《西风》杂志创刊30周年征文比赛的。这个《西风》杂志，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宗旨是“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读者涵盖面极广，甚至普及到舞女、囚犯与流浪者阶层。

　　大抵是爱玲初入学不久，在图书馆里偶然看到杂志上的启事，遂动了参赛的念头。

　　写这文章时，张爱玲才19岁。应该说，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写这文章的文笔与感觉，都堪称老辣。

　　此文前半部分写了自己幼时的各种才气，后边写了自己如何在现实中“不行”。结尾处，便是那句被当代“小资”们挂在嘴边的名言——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在这里想写的，也许是“虱子”，一个无伤大雅的笔误。在中国古代，先贤有“扪虱而谈”的高雅，读过古典的张爱玲，会熟悉这个意象。不过这“蚤子”一词，却成了她的独创，后来有的版本改为“虱子”，便索然无味。

　　当然，她在文章中无论怎样批判自己，也掩盖不住一种自信。她有足够的底气要去摘取桂冠，至于那桂冠有多么华贵，她暂时还想不到。

　　关于这篇文章，还有一段纷争了半个世纪的公案。

　　在1976年出版的《张看》附记里，张爱玲提到，这个《我的天才梦》当年获《西风》杂志征文第13名，为名誉奖。因为字数受限制，所以当初写的时候，只好极力压缩。可是获奖的第1名，字数要多出好几倍。她在36年后言及此，仍愤愤不平。

　　1994年，《对照记》在台北《中国时报》获第17届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张爱玲应邀写了获奖感言《忆〈西风〉》，重提旧事。这一年，距离“西风事件”足有55年。

　　最后这次，她对这个“西风门”事件说得格外详细。她说，当年《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奖大概是五百元，记不清楚了。她受五百字限制，写好后，曾一遍遍数得头痛，务必删成四百九十几个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西风》杂志通知她得了首奖，但收到全部获奖名单，才发现首奖题目是《我的妻》。而她的《天才梦》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我的妻》写的是一对贫困夫妻的事，长达三千字。

　　杂志社没给她片纸只字的解释。张爱玲自嘲道：“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唯有一点可欣慰的，就是获奖文章结集出版时，书名用了张爱玲的题目《天才梦》。

　　待“张学”蜂起，这件事自然考证者众。专家陈子善钩沉辑佚，挖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风》第37期的原件，“征文启事”赫然在目！

　　原来，字数限制并非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内”。首奖《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字数恰好为五千字，《西风》杂志并没有“不计字数，破格录取”。而且张爱玲自己的那篇《天才梦》，全文亦有一千多字——也超过了五百字。

　　还有首奖仅有五十元，而不是张爱玲记忆中的“五百元”。

　　在原定的10名获奖者确定后，因佳作甚多，编辑部不忍心遗珠，又临时加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得到的是名誉奖中的第3名，也就是最末一名。

　　张爱玲对这件事的记忆，为何有这么多的不确之处？究竟是记忆漫漶，还是当年曾经道听途说？

　　这都无法考证了。

　　我倒是认为，有如下几种可能：

　　或是由于张爱玲少年时代的情结所致。来自父亲一边的压迫，使她的意识中埋进了“受虐倾向”，她总是在怀疑命运对她不公，导致对一件小小往事的扭曲记忆。

　　或是当初张爱玲应征投稿时，期望值过高。不料却排在末位，导致心理严重受挫，终于形成“误记”，以作为平衡。

　　《我的天才梦》让我们知道：张爱玲在向写作的天地冲刺之前，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牛刀小试。

　　——当她的下一篇中文作品变为铅字出现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就要横空出世了！

　　【9、她用英文小试锋芒】

　　张爱玲回到了上海。这里算是她的福地吧，是她肉身的丰沃土壤，更是她文学抱负的“麦子地”。

　　她感觉到“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认为这智慧，乃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交流所致。

　　是啊，上海，一如既往。

　　走时惨烈的疮痍隐去了，它现已成了沉闷的沦陷区。

　　母亲去了新加坡之后没有回来。

　　爱玲回来的落脚处，是在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还是挺喜欢公寓生活的，因为“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余温尚在，姑姑的家，虽然从当年的5楼51室，搬到了6楼65室，格局较先前为小，但在爱玲心里，仍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见《私语》。

　　这房子很大，住着很舒服。在阳台上可以鸟瞰全城，对面就是哈同花园，隔壁是起士林咖啡馆；再远，还有“百乐门”舞厅。

　　客厅里有壁炉，家具和地毯的样式，都是姑姑自己设计的。沙发低矮，坐着等于半躺着。落地灯也很摩登，灯罩像个扁的方盒子。半躺在沙发上看书，可以连眼下的年代都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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