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声了解与同情之于文艺

了解与同情之于文艺

　　假使肚子从来没尝过饿的滋味，对几百万灾民不会有多大同情的。这自晋惠帝以来，已经如此了。所谓同病相怜者，正因为了解真才同情切，不是？

　　但同情有时不必尽生于了解，老牛之舔犊，慈母对于爱子是。了解后也不一定就起同情，路人之于司马昭，世界之于日本是。

　　在受者方面，要求了解时不一定要求同情；可是要求同情时，一定得先要求了解。据说有一次几位美国人到俄国，大概是旅行团之类吧，他们要见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要求只见面不说话。可是旅行团中的一位女士，见面就说：“我真喜欢你写的那本……呃呃……叫什么名字来？”托尔斯泰冷冷地道：“Dead Souls？”那位女士喜得拍手道：“不错，不错，就是它，那本书写得可真好！”托尔斯泰还是冷冷地道：“那是果戈理写的。”是呀，这不了解的同情，真比不同情还难受。

　　在施者方面呢？不了解当然说不到同情，可是不同情，那就最需要了解。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太公虽不同情而能了解。但义人之死于左右者，古今来又有多少！

　　闲话撇开，其于文艺又如何？这可分批评与创作两方面说。我们对于批评文艺的人，要求先了解这件作品，不算过分的要求吧？了解而不同情，这是平常的事。不同情就骂，这只能算情感的发泄，不能算文艺批评。不同情也许是因为主张不同，也许是题目不对胃，也许是技术不同调。主张的不同那是党争，不是文艺。题目不对胃，那是嗜好，也不是文艺。惟有技术不同，则在文艺上可有讨论，因讨论而不免批评，因批评而促成文艺的自觉。自觉是一切事物进步的必具性。在自觉中它才会自动地选择与淘汰，刻苦的训练与鞭策。不经选择与淘汰，则文艺只是荒园；不经训练与鞭策，则文艺犹是野马。也许会有人以为文艺的自觉，结果必弄成文辞的修美与气力的衰弱，但那也只是推测之言，大的文艺运动与作品，都是自觉后的努力。况且在今日一切自觉的世界中，文艺虽欲梦梦，其又何能？然则文艺之对于批评，勿宁是需要，将拜而受之矣。

　　但真正的批评，并不是谩骂，谩骂只有为了党争；也必不是为了发脾气；发脾气只有为了口胃不对；也更不是恭维，恭维又只是不了解的同情。批评是微美地指出其长处，微惜地指出其短处。尤其是指人短处，是需要个态度。古人说，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惜之，这是最高的批评态度了。

　　总之，文艺之最需要的是了解；最不需要的是不了解的同情；最怕的是生于不同情的先天的误解；最难得的是了解后发生的同情。但那是海内存知己，可遇而不可救的了。

　　至于创作，那问题的视角便有不同。创作的人，对于他所描写的人物，不独需要了解，更需要的是同情。这并不是说作者必得同情于恶，只是说作者必得设身处地，了解其恶中也有可以原谅的地方；也正与对于善，必得烛深洞微，照见其善中也有卑陋的虚伪。不然，便是为善善而恶恶的情感所蒙蔽，张大本来的真实，而流于古典派的两种人物：一种是天神，一种是魔鬼。这两种又都不是人。

　　所谓行为，绝不是表面的。凡是不平常的行为，尤其关于恶，必有一番内心的挣扎，所谓善恶，只不过加减后的余数。在道德与法律上讲，这善恶的余数——行为，可以作为好恶与赏罚的标准。而在文艺，是绝对不够，因为它要的是人生的真实，并不是好恶与赏罚。

　　人生的真实，决不全在乎表面的行为，如行为前夕的挣扎，行为中间的低徊，行为过后的悔恨，都不是表面的，而又都是事实，把这些与表面的行为加起来，那总和才是人生的真实。文艺可贵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它较近于真实一些。而其探求这真实，必需的工具是同情，因为同情才能深入其境，才能感觉得深切，才能了解得周遍。

　　了解是创作的发动机，同情又是了解的远征队。

　　文艺的田园久旱了，它缺乏园丁的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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