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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是什么?


  (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

  代英、楚女: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者,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想他们的本领,完全是造谣、诬蔑、吹牛罢了;他们所发表的言论,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信口雌黄的,无羞辱的造谣与愚妄,完全欺骗青年的,无历史观念的,反革命运动的宣传。

  我最近听得他们的宣传说:“……我们对于国民党的党纲,却不敢苟同,然而三民主义则深表同情,因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都是包含在我们所信仰国家主义之内……”。因此我对于他们的宣传,很有疑惑。我相信国民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其目的是在要求各弱小民族一律自由平等独立于世界,当然不是像英日法美各国一般去侵掠其他各弱小民族,也不是盲目排外,而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如苏俄是,及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分子,振刷精神,共同奋斗,以期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铲除军阀,达到人类解放的成功。而国家主义者仇视苏俄,反对共产党,不认识农工阶级的利益,又何能包含三民主义?他们是这样胡说乱道的,牛头不对马嘴的宣传,未免太觉武断——,况且国民党的党纲,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定的,是为图谋国民的利益而定的,他们既表同情于三民主义,为何对于党纲,却不敢苟同,未免自相矛盾——,我想他们没有革命的勇气,没有社会学的常识,而且国民党人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举行游街示威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但未曾参加,反而诬蔑是什么“好事之徒”,“扰乱秩序”,“受了赤化”,以紊乱青年的思想,这到底是不是做自误误人的活动,是不是一知半解的臆说?这真令人难解,望先生们有以教我——。

  总之——国家主义能不能包含三民主义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国家主义者)阴谋毒辣的手段,抑还有几分的根据呢?望先生们不惜牺牲五分钟的光阴,给我一个真确的答覆罢。

  张梓湘寄自长沙 七月十七日

  梓湘:你的“国家主义是什么”的疑问,是大多数青年的疑问,国家主义的团体,在各地有继续的生长,国家主义的宣传亦有其相当的势力,他们的旗帜是全民革命,但是没有看见过他们参加何种革命运动,他们说对三民主义深表同情,但又拒绝加入国民党,又反对孙总理根据其三民主义所手定的联俄联共政策,他们极力提倡外抗强权,内除国贼,但他们的宣传都集中于“抗”和“除”那最努力于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共产党,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是国家主义者的神经错乱吗?是他们有特别高明的见解吗?你的疑问是很实际的。

  如果要明了国家主义是什么及其为什么矛盾,你必须要了解国家主义的发生起源。国家主义是欧战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潮流高涨所激起的一种极反动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大战的损害,逼得他们发狂了,然他们当时只看见无产阶级的罢工,暴动的“横行”,认为这是他们痛苦的原因,并且他们以为无产阶级一旦得势,必“共”他们之“产”,必更陷他们于贫困,于是他们集其仇恨与恐惧于无产阶级身上,甘为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作反共反俄争斗的最凶猛的后备军。

  如果孙中山先生说他的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国家主义是仇视无产阶级,企图征服无产阶级的主义。他在意大利的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组织是极右翼的国民党,各国都有这种组织,不过有强弱的程度不同。中国的国家主义也是乘中国工人在国民革命中渐取得领导地位而兴起的。而且他们的领袖是法国的留学生,法国在战后是反动的巢穴,曾琦等留学法国接受法国帝国主义的反俄反共的宣传,当然到了饱和的程度,回国来目睹时艰,叹无产阶级势力之猖獗,甚至“占领”国民党,甚至把曾琦的同志冯自由、马素等通统都驱逐出党,自然曾琦等仇恨共产党的程度与共产党在民众势力的增长的程度为正比例。

  曾琦等的反动可以说比吴佩孚还要过之,平常人以为国家主义是爱国的,其实不然,国家主义没有一次爱国的行动,只知扰乱救国的革命的群众的后方,高呼赤化、共产。吴佩孚在曹锟时代尚力主签订中俄协定,但中俄协定在曾琦的眼中不值一文。国家主义的反动可以说比由买办阶级蜕化出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还要利害。今年春间,英帝国主义常勾引大资产阶级如虞洽卿等出来反赤,但虞洽卿等终不受利用,终未说过一次反赤的话。但是国家主义讨伐赤化,是永古千秋的事业从未间断过的。买办阶级靠代表依赖帝国主义以剥削中国手[人]民,在他们脑筋中没有中国的观念,中国的亡不亡,与他们无关,反正他可以一样做帝国主义的买办,为洋人销售货物采办原料。国家主义者虽然满口爱国,但在实际上反会卖国,你不看见曾琦最近做文暗示帝国主义联合干涉北伐吗?你如能了解这一点,你就会懂得为什么俄国的社会革命党和社会党在革命后那样哀求帝国主义对俄干涉,这也是中国国家主义将来的路径。

  国家主义的理论是如此,但我们不可忽视,有许多青年极易受他的欺骗,第一,因为这些青年群众比较落后,浸润于旧伦(理)观的思想,自易为他们的简单的口号所利用,第二,因为革命的青年态度不好,或显出傲慢的样子,或信口骂群众为反革命,因此使许多有希望的青年走入反革命的歧途。第二个原因尤为重要,因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先锋没有很好的态度和政策对待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错误。

  国家主义的矛盾的言论与行动,是他们的反动的真面目与实际行动和迎合民众心理的口头革命名词的矛盾。所以他不惜附和三民主义,以图增高其在青年群众的地位。至于三民主义与国家主义彻头彻尾是两件东西,一是革命的救国的主义,一是反革命的误国主义,这是不待言的。

  载《中国青年》第一三三期

  署名:记者

  (1)本文是恽代英、萧楚女与读者张梓湘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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