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潮汕的感想|恽代英

旅行潮汕的感想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我因为趁周恩来同志电约参与东江各属行政大会之便，在汕头潮州逗留半月之久。在这个时间，我很高兴得着一个与东江各界代表接近的机会。我从他们在会场中的报告，与其他个人谈话的中间，得着许多关于东江民众生活的实际材料。我觉得几乎没有一件材料，不是可以证明我们革命的理论的。我深深感觉我们今日所号召的革命运动，实在是中国一般被压迫民众实际生活上的要求。只可惜宣传革命的人，每每只知根据书本理论，不留心人民实际生活情形，所以不能完全站在唯物的观点上，领导这般民众起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般民众，自己虽居于被压迫的地位，然而又因为受多了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等的欺骗迷惑，不知道为了自己的利益，起来勇敢的参加革命。所以各种反革命的势力每不易根本扫除，一般被压迫民众每不易达到自由解放的目的。

　　汕头为中国南方重要商港，就国际贸易的地位言，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青岛、广州，其出入口货物价值，每年在关平银八千万两以上。就汕头出入口情形，可以窥见东江人民生活如何受帝国主义的影响。东江因为山多田少，除潮阳、揭阳、惠阳、兴宁梅县以外，米谷均须恃外来供给。向来米谷多由芜湖方面输入，其由外国输入的，系比较少数；然而近年外米输入每年常二百余万担，民国十二年外米入口价值将一千二百万两，其由中国各口岸输入的每年不过数十万担，价值一二百万两而已。此外，外国面粉、煤油，锡块，入口每年各值一百余万两。尤足引我们注意的，东江各县多滨海饶鱼盐之利，潮州各属宜培植甘蔗，故糖业颇盛；光绪年间，白糖一年出品至五十余万担，赤糖八十余万担，行销于外国及各埠。然近来外国输入鱼介海味每年价值一百余万两，赤糖之出口虽大略可维持现状，白糖之出口则锐减至十万担左右，而外国白糖车白糖入口反有十余万担之多。东江人民尚有能利用廉价之人工采买外来棉纱与苎麻，经营织棉布夏布之业者，出口近来称为比较发达，然而每年均不过值一百万两左右，而外国棉货类入口则在二百万两以上。总计外国入口货价，至超过土货出洋之价一二千万两。这不但表明是如何一个骇人听闻的漏卮，我们就这个数目，亦不难想象东江人民在生计上是如何受帝国主义残酷的蹂躏了。

　　东江商业入口以香港为最多，出口以到新加坡等处为最多，即出口到香港的，亦仍多系转运于新加坡等处。在此次对香港罢工运动中，一般为香港中介人的买办阶级大受影响，所以他们很持反对态度。但自罢工以后，汕头与南洋群岛之直接贸易日益发达，出口各业并不受罢工的影响，一般生产出口土货的农民、工人的生计，亦并不受罢工的影响。而入口方面，自断绝香港之经济关系，日用所需之货由中国各口岸输入补充者渐多，人民所需要的货物并不感其缺乏，中国其他地方之工商业却受了很好的影响。据汕头商界领袖说，他们对于省港罢工甚愿竭诚帮助，最近他们并联合了各界组织慰问罢工工人代表团，特意到广州来慰问罢工工人。这固由他们对于民族革命的同情，与最近全国总工会提倡工商联合政策的好结果，亦实在因为罢工对于多数商人并无损害，故他们不愿意与买办阶级取一致的态度。我们由上所说，可知省港罢工对于香港及一般附属于香港的买办阶级是大受损失的，对于一般商人、工人、农民则毫无影响，而汕头与中国其他口岸之商业却发达了起来。使此种罢工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没有什么大的牺牲，而能脱离香港的经济控制，我们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除了买办阶级或甘心为香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人，绝对没有主张与香港政府妥协破坏此次罢工运动之理。

　　汕头有总商会、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系大商把持操纵的机关，以前洪兆麟、刘志陆为要与他们狼狈为奸，所以与他们格外亲密。自东征军到后，对于他们并无特别待遇，他们便为这总有些不快意于革命政府。商业联合会系比较小商人之组织，他们的利害与总商会不能完全一致，但前因军阀帮助总商会，所以他们虽吃了总商会的亏，亦不敢怎样反抗。近来他们看见革命政府并无偏厚总商会的心理，他们渐渐要与总商会分庭抗礼，不愿意将商界的事完全让总商会包办了。革命政府是不会为一般特权阶级所喜悦的，但他却可以将一切居于被压迫地位的人解放出来，使特权阶级不能像从前那样压迫他们。汕头小商人显然得了这种利益，不过可惜这般小商人还不一定能看透这种道理，还不肯完全站到革命的左派中间来。

　　在行政大会中间，商人代表很多提出振兴土货，减免土货厘金等要求，这是他们实际生活中应有的要求。可惜他们不知道在海关主权未收回的时候，这些都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若是洋货能够用很低的税率输入进来，任便你提倡国货，设国货陈列所，开国货展览会，总是没有方法将土货振兴起来的。若是关税不能由我们按财政上的需要，酌量加征，厘金要怎样能够免除，亦多半只好托之空言罢了。我们应当将收回海关主权的必要，去对一般生产与经售各种土货的人宣传，引导他们参与这种反帝国主义运动。有一个代表主张在海关未收回以前，加收洋货厘金，取消土货厘金，这种办法帝国主义自然又会根据条约来干涉我们的。不过我以为都不妨这样主张，而且在相当时间不妨将此主张实现出来。这样子做去，若惹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亦可以使一般商人看看帝国主义的真面孔。

　　东江工农运动自东征军到后，虽极力提倡保护，然因同志有工作经验的很少，而一般残余的反革命势力——政客、劣绅等，设法混入工农运动中，故工农群众亦有表面在他们的旗帜之下的。但就我观察，所以他们能够还有一点力量，不出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由于现在还有许多不属于任一职业的工会，或容许同一职业的人设两三个不同的工会。因为这样，所以不容易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不容易使他们为自己共同利益而奋斗，打倒一切利用欺骗他们的人。一个原因是由于现在工农群众为自己利益的经济争斗还不曾起来，所以人家还容易拿各种非阶级性的话头来迷惑他们，潮州工人团体甚至申明愿意牺牲工人自己利益，反对阶级斗争，亦有别的县分的农民加入与地主混合之团体的。但其实这不有什么大的关系。工人农民无论他们名义上属于何种团体，或是他们发的宣言传单上说些什么话，只要他们自己一天明白自己的地位，他们决不会能牺牲自己的利益，正如资本家、地主不会能牺牲自己的利益一样。一二人做的宣言传单，是不会能拘束他们的行动。工人农民一天觉悟了自己的利益，他们并不难起来反对同一团体中压迫他们的资本家、地主，他们便名义上与资本家、地主属于同一团体，仍旧无法消弭这种阶级间冲突的。我在汕头的时候，便看见罐头工会罢工，罐头工会本来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工人运动家所主持的，但因他无法禁制[止]工人这种斗争，所以他只有放弃了这个工会。这是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可以知道只要世界上有压迫工人农民的资本家、地主，一切反对阶级斗争的宣传与行动，都是不会有实际功效的。同时，只要大家真能站在工人农民本身利益的立脚点上，领导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用不着与人家争辩阶级斗争是好或是不好的问题。凡是这些问题，都是由于不做实际工作而好游谈诡辩才发生出来的。若只是一味游谈诡辩下去，便是再过一万年，这个问题亦是解决不了的，但若肯做点实际工作，自然知道这是没有方法可以否认的“事实”。

　　东江教育方面，以前省政府总共每年只津贴四千元，这几多年连这一笔津贴都领不到手了。我在汕头遇见一个教育家，他很感觉广东人民担负军费太重，现在全省统一，又要北伐，拿广东一省要担负救全中国的责任。自然他说这样的话，是有些牢骚意味的。广东军费确是太重，教育经费到现在还不能切实清理增加，亦难怪这位教育家是有些不满意的。我想假定去了几师兵，可以将他的饷款津贴东江许多学校。或者可以由国办理水产公司制糖公司，再不然可以完全免除一切厘金杂税，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现在是去兵的时候么？我们一天将军队裁减了，马上张毅、杨池生们的军队便打进来了。而且军队裁到什么地方去呢？帝国主义没有打倒，本国产业不能发达起来，兵裁了便只有化为土匪，重新再受陈炯明等反革命派利用，以打倒革命势力罢了。我问那一位教育家，从前革命军没有来的时候，教育经费是怎样情形呢？他叹一口气说，许多年都是这样的了。既然许多年都是这样，可见在反革命势力下面，是不会比今天好的。今天有这多军队，不但是为要担负救全中国的责任，亦是为要救广东第一步必要的事情。现在只有一方帮政府积极整顿财政，不使税务官吏侵蚀中饱，不使政界军界有浮冒浪费的弊病，这或可希望于军费以外仍旧有钱办教育实业。一方以全力帮政府进行北伐的事业，使湖南、江西等省将来可以分任军费一部分，那便广东可以腾挪一部分军费，来办其他建设的事，救中国固然只有这一条路，救广东亦只有这一条路。

　　东江的学校，由政府拨经费是很少的，他们学校每系书院改办，故学校有田地房屋等校产可以靠收租款维持学校。东江方面校产最丰富的，要推潮州金山中学。据说校产价值共约二百万元左右。（汕头有金山街，房屋完全系金山中学产业。）但金山中学现在每年收入只三万元。何以收入这样少呢？因为校产向被绅董把持，无人清查！绅董因为得了人家的好处，便随便用很廉的价将校产租借与人家，而且无人订二三十年的租约。据该校教务主任言，若将校产加一番清理，按现在租价加租，可以增加两三倍的收入，那便是说金山中学每年吃绅董把持的亏损失六七万元以上。现在金山中学学生每年缴学费杂费每人二十元左右，四百余人共缴九千余元，学生每因筹费困难，不易读到毕业。然而学校房屋破烂无钱修治，想扩张班次或办高级中学，亦苦于无可筹措经费。其实我们若能打倒这班把持校产之绅董，废除无理不平等的契约，纵然完全豁免学生学费，还尽有余钱整理扩张学校。我劝金山中学的同学大家起来，与教职员同力合作，打倒压迫他们自己的“土豪劣绅”，废除束缚他们自己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很赞成我这个意见。听说金山中学学生亦有左右派之分，但无论左派右派都赞成这种为自己利益而奋斗的。东江学校受这种绅董之害的岂止金山中学，若我们能唤醒每校同学，都起来为谋自己减免学费改良学校，与这种绅董决战，谁个愿做右派？而且谁个敢做右派呢？

　　这一次东江行政大会议决，以后东江教育行政要依据普遍与集中的原则，规定全盘计划，凡学童多的地方应责成地方设立学校，学童少的地方，应禁止分立多数学校。这种规定倘能实现出来，是很有意义的。各地设立学校，每每漫无计划，毕业生找不着职业或是有某人想得一个校长头衔，好在外边招摇，便不管地方需要，胡乱办起学校来，官厅中若有奥援，还可以拨一笔补助经费。因之常有一个小的县设立同样的中等学校多所。经费分人才分则无法办好，而且社会上亦没有那多合格的学生，于是降格滥收，只要混得人家学费，或是可以撑持场面，不问将来教育成绩如何。这实在是很不好的现象。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找不着职业的毕业生不应该有自己设法谋生的权利。不过我们宁可用他种方法来安插这般毕业生，不好鼓励他们私自滥立学校，贻误青年。汕头商业学校学生问我东江是否应当多设商业学校，我告诉他，我是不赞成这种意见的。若有力量多设商业学校，为什么不集中力量，来整顿扩张汕头商业学校，此外便是各中学有必要时，可加设商业学科呢？教育是为学生办的，不在为教职员办的。多办几所学校，可以多用几个教职员，这是于教职员有利的，但为学生的利益，我却不赞成这种办法。自然我的意思不是专一要少办学校，小学与平民学校，还是尽力求其普遍的。凡必需办学校的地方，一定要办学校；但凡只需办一个学校的地方，不要办两三个学校。

　　东江有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便是有三个月没有发军饷了，兵士甚至没有钱剪发洗衣，有一二处甚至有私谋哗变的事，幸而事先都破露了。这个问题听说军事委员会已经注意到，而且因为整理财政的结果，已经有把握可以解决了。军饷如是这样拖欠不发，很妨害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有一位同志告诉我说，他对兵士讲要兵士知道农工的痛苦，兵士回答他说，不知农工知到[道]我们比他们还要痛苦些不知道呢？由这可知，让兵士的生活这样子痛苦，一切政治的宣传，是不会有功效的。不过有的同志，因为由于这样的原故，看见兵士不接受政治的宣传，他们遂怀疑到兵士的革命性。这却是一个极错误的见解。我们若指示给这些兵士看，军饷的拖欠不发，在反革命的军队中是还要利害几倍的。革命政府，今天所以还不能完全免除这种弊病，只是因为一方取消了苛捐杂税，一方整理财政还没有收完全的功效，而且即如军队里面亦还不能尽免浮支浪费，厚官长而薄士兵等积习。然而凡革命的左派，都是要积极与这些弊病奋斗的。革命的势力进步，财政的整理便进一步。军队中积习亦便可以扫除渐至净尽。兵士群众应当为自己的利益赞助革命的左派。倘若兵士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可以从各方面的观察，加增他们信任革命的左派的心理，为什么怀疑兵士是不革命的呢？

　　末了，我可以谈一谈潮州的黄翠英案。黄翠英是一个孀妇，因为调任女学校长为学生所反对，于是触动了她未亡人的悲感，遂悬梁自尽了。潮州旧势力于是张大其辞，以为这都是帮助学生运动的同志杀了他的。其实依我看来，潮州所以发生黄翠英案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潮州的牌坊太多了。潮州城里简直是充满了这种科名，或节义的牌坊，自然给了黄翠英许多暗示，便是那些闹黄翠英案的旧派，亦是受了这些牌坊的影响。要将来再不发生黄翠英这种惨剧，我提议将潮州所有的牌坊一齐与他拉倒，那真功德无量了。

　　载《人民周刊》第七期

　　署名：恽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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