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中的宣传组织工作|恽代英

农民中的宣传组织工作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又要到寒假的期间了！在这个时候，又要有无数热心的青年分散到各县各乡村中间去，这是我们进行农民运动的好机会。但是农民运动实在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怎样去进行这个运动，是很多人都没有什么把握的。

　　我现在贡献出来我对于农民中宣传组织工作的意见，我以为或者可以供大家一个比较切实的参考。

　　关于农民的宣传工作，我以为应分三方面说，第一是政治方面，第二是经济方面，第三是文化方面；这三方面的宣传，是不应当以同一的态度，同一的方法去进行的。

　　政治方面的宣传，若是用描述故事的态度为农民解说各种世界以及中国的大事，他们是很愿意听的。自然最好是对他们说本省的事，本县的事；但是你若在世界以及中国各种事变中间能择其最精采动人的说与他们，例如五卅运动之起原及各地发生之影响，孙传芳起兵一直到郭松龄倒戈以后之一切事实与其内幕，这些一定是农民喜听的材料。我们能有人将时事预先编成比较长篇的小说，以为宣传之根据最好，此等小说宜注意除捉住每件事的主要部分以外，要多搜集有味（的）琐事，以鼓励听众（的）兴趣。如能将政治上各种事实编成歌曲弹词剧本自然更好。总之，政治方面的宣传，除了过于枯燥无味的材料以外，农民是易于接受的；在叙述一件事情的中间，剖述帝国主义残暴压迫，宦商绅董名流学者之不足恃，与人民团结活动之有力量，亦很容易使农民知道怎样才可以救中国与救他们自己。而且农民能多受政治的宣传，他自然比较能了解世界及中国的大势，政治觉悟的程度自然提高了，这又使他们将来容易接受我们其他的宣传。

　　经济方面的宣传，是要熟悉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形，并能洞晰各种农民生活上疾苦之来源及其救济方法，就各个实际问题剖折[析]指示一般农民；这种宣传，是比政治的宣传，更容易打动农民的心坎，而引起他们的实际行动的；亦正因为如此，这种宣传比政治宣传易于遭官府地主劣绅痞棍等所嫉恶。这种宣传要想做得合当，须注意调查农民生活，农村地方状况，并须注意有关于财政经济上的各种常识。例如我们要从农民每年收入方面说起，便要指出水旱虫灾如何使他们收入减少，告诉他们只有讲求农田水利可以避免水旱虫灾；同时亦要指出农民资本土地之缺乏如何使他们不能尽力耕耘，告诉他们只有设立贫农借贷或补助制度可以解决此等困难；同时亦要指出行商之剥削如何使他们的农产物不能得着合当的市价，告诉他们只有办理合作社可以抵制这种行商。我们要从农民每年支出方面说起，便要指出税捐及其他非法勒索如何使他们负担加重，告诉他们只有改良政治与租税制度可以救济这种弊病；同时亦要指出厘金，盐税，与奸商抬高物价，军阀紊乱币制，如何使生活程度增高，告诉他们只有废除苛税，改良币制，取缔奸商，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以上所述，我们还应告诉农民，一县或一村租税之收入与公家产业之收入若干，学田积谷仓善社等公共机关之收入若干，由山林川泽之经营与富农租税之切实增收，可以加增收入若干，取销赔款外债与打倒军阀裁兵之后，可以不解省与中央之款若干，严格取缔官吏劣绅把持私饱或浪费，可以节省之款若干，如此则有一篇清清楚楚账簿摆在农民面前，都可以知道讲水利，设农民银行，办合作社，乃至其他一切公益事项，均系确有的款可能的事情。我们能从农民本身生活说起，而又能与以切实解决的方法，便可以引导他们为此加入革命的战线。在这种宣传之先，最好多与农民谈话，就他们谈论中所说出的痛苦综述之而指示其解决之方法。用与农民谈话中间所搜集的为宣传的材料，农民才感觉亲切有趣，若有合当的材料，用以为公开之讲演，效果一定是很大的。即或为事实关系，须采用比较秘密宣传之方法，亦会有很显著的功效。

　　文化方面的宣传，如反对旧风俗习惯礼教迷信等，这差不多都是农民逆耳之言，是不像政治经济的宣传易于受他们的欢迎的。只有反对基督教运动在乡村中易于进行，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事情。但我们若能够指明其他风俗习惯礼教迷信中各种不合理或可笑的地方，或者能够指明社会上各种受此等风俗习惯礼教迷信的弊害的地方，亦还是可以动农民之观听的。此等宣传，言辞态度须不至惹起农民重大的反感，最好是用新剧表演，形容其滑稽荒谬。直接破除旧风俗习惯礼教迷信之行动，最易惹乡村中农民之误会，我们须斟酌情势不可孟浪为之。不过我们应当预备这种行动，我们应当在乡村中多作此种宣传，结合此等同志，若能因一种实际行动而更扩大我们的宣传，获得更多的同志，我们自然可以采取一种行动：我们应当知道，这是与自己毫无准备，而孟浪采取一种行动，结果自己失败被逐出乡村，以后乡村中永被黑暗势力笼罩着的，绝不相同的。

　　农民的组织，自然是要组织可以为农民群众作经济争斗的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是被压迫的中农小农佃农雇农的组织，地主是不得参预的。农民协会以村为单位，会员能开大会或分组开会，宜尽力使多开会；每次开会即可预备合当的宣传材料，使多受训练。农民协会在最初是不能希望全村被压迫农民全体加入的，但有少数农民加入即当进行组织，在不能公开组织之地方应秘密组织之。全体农民群众大会是不好轻易召集的，若能召集群众大会，须即刻注意组织，使有多数比较明瞭而能受指挥之进步的农民能负领导的责任；不然，便容易发生无意义之暴动。农民的暴动是不应当避免的，惟每个暴动应当多少有准备的在我们指导之下发展，然后才可以相机领导群众前进或后退，以战胜一切压迫农民的人，这与乌合之众盲目的暴动不同。为要预备农民的暴动，发展革命的组织于农村中间，这是必要的。革命的组织，应当吸收一般富于革命性的农民，与以比较严格的训练教育，使成为农民运动之骨干；只有这种骨干有力量，农民群众才成了有节制的革命军队。

　　载《中国青年》第一〇六期

　　署名：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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